韜略的醞釀、制定、實施、完成，每一個環節，都必須以深密爲運行的法則，這是三國韜略家們在血與火的實踐中得出的共識。
早在戰國時代，就有過“事以密成，語以泄敗”(《韓非子·說難》)、“謀泄者，事無功。”(《戰國策·齊策三》)的規箴，但三國時代的智囊謀士，則將古人的警語編織到深淺韜略的理論框架之中。
從這一理論框架的縱向而言，有兩條思維射線：逆行爲深根，順走爲深遠，要求韜略的標杆立在深思熟慮、深謀遠慮的品極上。
逆向思維要求將思維定勢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折，關注已經過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韜略的設計能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中國古代社會屬於以農業爲主的自然經濟格局，戰爭與動亂，對農業的破壞、對農民的傷害是極其巨大的，如果一個決策者對這些歷史情況熟視無睹，那他們就永遠不可能成爲真正的勝利者，這些問題將始終困擾着他們，使他們一刻也不得安寧。曹操的後來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青州黃巾軍的改編、對屯田政策的貫徹到底，這使他在日後的中原爭霸中有了雄厚的資本。而這兩項決策，就是深根原則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國，是個君主專制的社會，無論這種體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權至上的觀念，卻已深入每個人的靈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靈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對皇權的否定就會導致失去民衆，羣起而攻之的被動、不利局面。三國韜略家們對這一點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勢力均在搶奪控制東漢朝廷、擺佈末代皇帝的機會，只是識力有深淺，目光有長短，力量有懸殊，結果是一些綜合條件好的勢力搶先一步，曹操集團就是這種綜合條件好的勢力。董卓因淺識而丟掉這一控制權，袁紹因緩識而錯過這一良機，劉備因深識而打着振興漢室的旗幟，袁術因無識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種勢力所作所爲，多多少少了解到傳統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後果大異。
順向思維要求將思維之箭射向極限，這就使得謀劃過程、決策關頭顧及深遠悠長的視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常人與韜略家的區別，也正在於謀劃的深淺。 諸葛亮的《隆中對》，荀彧、郭嘉的袁曹優劣論，曹操袁紹的形勢論，孫權抗曹與否中的主戰論，……無一不是深謀遠慮的典範。這些實踐，翻開三國的歷史，俯拾皆是。
深淺理論的橫向座標，也有兩條思維射線；一是深交、深結，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韜略的標杆插向深情厚誼與深藏若虛的峰巒中。
在劉備的陣營中，君臣關係、將帥關係之融洽，是中外歷史上少見的。早至劉備訪諸葛亮，有如魚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託孤，有死而無憾之嘆。劉備集團是三國所有爭霸勢力中內部團結得最緊密的一個集團，這一集團之所以由無到有，由弱至強，與深交原則是密不可分的。這一結果，實質上與劉備善於運用深淺韜 略的素養有關。劉備與龐統等率軍進軍益州，龐統提供了三大對策，劉備取其中策，就是基於深淺韜略。儘管劉備的選擇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卻能反映他本人的決策思想，得人心之淺而行動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風險的。劉備的退出襄樊，進兵江陵過程，也反映了這一思想基調。至於董卓之用呂布，曹操之逼荀彧，孫 權之責陸遜；袁術之待孫策，劉表之遇劉備……則表現了很大的失誤，當然，造成後果也是嚴重的。
三國韜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決策的勝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謀，賈詡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隱奪君意，周魴的密不透風以及無數類似的史實，具體地、多方面地繼承、豐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則的運用在三國時代還有一個意義，就是堵絕了間諜之路，贏得了變化的主動，彌補了己方的缺陷，營造了虛張的聲勢。以弱勝強，以小擊大，以寡敵衆的勝利，無一能離開深密原則的執行。
深淺韜略在實踐上的運用程式是，以深擊淺，以深對深，變幻深淺，深入淺出。
孫堅大敗董卓、曹操入主兗州、周魴擊獲彭綺、司馬師撲殺李豐、魏平諸葛誕等事件，勝利的一方無不運用以深擊淺的深淺韜略原則。
每當有關雙方都能發揮智囊決策之時，都能正確運用深淺韜略之際，一方改變另一方的唯一辦法，就是以深對深。韜略家與決策者之間的關係，都是屬於這一類型，這是內部雙方的一種以深對深。至於外部，劉備從曹操、袁紹陣營中脫離，諸葛亮動員孫權主戰，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於深淺變幻，在高明的韜略家手中，更是運用自如。賈詡的人生經歷，擇主態度；荀彧、許攸的棄暗投明，改弦更張；張鬆、法正的易幟；曹操、司馬懿的密謀……都表現了深淺形跡與手法的變幻。
而深入淺出則表現了韜略家的從容和循序漸進，有條不紊。天下大事成於細，天下難事成於易，細與易是向着大與難的方向，淺是爲了完成和實現深層的計劃。曹、劉、孫三大集團的發展過程，即是深入淺出，由淺致深的過程。
三國時期，深淺韜略也充分體現在韜略家的個人素養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馬懿，深思如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譙周，深奧如程昱、賈詡、郭嘉…… 他們對於歷史、典籍、現實、未來的那種深入思考和深切體察，表明深淺韜略作爲行動的準則，已化入他們的思維方式和靈魂深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