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確處理“四大關係”，做合格的共產黨員
黨員是黨的肌體細胞和活動主體，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最終要靠黨員個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來保證、來體現。我們黨有8000多萬黨員，這是我們巨大的組織優勢。要真正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就必須不斷提高黨員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修養。
“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這“四大關係”是廣大黨員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能遇到的“選擇題”。當我們必須作答時，該如何選擇？《準則》針對全體黨員，提出了“四個堅持”的要求。即：“堅持公私分明，先公後私，克己奉公。堅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乾淨做事。堅持尚儉戒奢，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甘於奉獻。”
能否正確處理“四大關係”，做到“四個堅持”，不僅關乎個人榮辱，更關係到黨的形象、黨的肌體健康。按照“四個堅持”的要求廉潔自律，應當成爲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自覺。
爲官者公私論的四重境界
宋代朱熹說過，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處理好公私關係，是判定一個人品格高低的重要砝碼。
朱熹還說，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處理好公私關係，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
諸葛亮也曾說過：“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詳，賞罰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爲公，以國之五危也。”
古今中外，關於公私的論述數不勝數，但結果是“異口同聲”，英雄所見略同。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紀委第三次會議上強調，作爲黨的幹部，就是要講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後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爲公、事事出於公心，才能坦蕩做人、謹慎用權，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風問題都與公私問題有聯繫，都與公款、公權有關係。公款姓公，一分一釐都不能亂花；公權爲民，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領導幹部必須時刻清楚這一點，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嚴格自律。
認真品讀“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的論述，可以讀出，每一句話包含一重境界。
公私分明—這是第一重境界
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涇渭分明，不能混淆，這是最基本的境界。
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就是李世民重用魏徵。歷史記載，魏徵本是太子李建成的謀士，曾勸太子殺掉李世民，但李建成沒聽進去，結果反被李世民所殺。後來李世民做了皇帝，有人告訴他魏徵曾想殺他。李世民公私分明，把個人的恩怨放下，以社稷爲重，不但沒殺魏徵反而重用他。這個舉措，不僅爲李世民開創了“貞觀之治”的驕人業績，也爲他贏得了千古美名。
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也是一例。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本來先攻取隴右三郡取得了重要戰績，但接着在街亭與魏軍交兵，因用人不當，馬謖舉措失誤，戰術上完全陷於被動，被魏軍大敗，喪師失地，第一次北伐遭到了重大挫折。而招致這次重大失敗的主將不是別人，正是他昔日十分賞識的馬謖。馬謖與諸葛亮是老鄉，其兄馬良生前與諸葛亮十分要好。但諸葛亮爲了嚴肅軍紀，不得不揮淚斬了馬謖。
先公後私—這是第二重境界
“先公後私”最早出自《三國志·魏志·杜恕傳》，“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意思是先以公事爲重，然後考慮私事。
商鞅是衛國人，他見衛國勢弱，就到魏國，在魏相公叔痤處當差。公叔痤見他是個賢才，很器重他，一有大事，總要與他商量，並總是成功。在公叔痤重病期間，他仍然向魏王推薦了商鞅，說商鞅雖然年輕，是當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國，比我強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殺了，以免後患。公叔痤後來又對商鞅說，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趕快逃走，因爲我已建議魏王殺你。後來惠王認爲商鞅沒什麼作爲，認爲是公叔痤病重在說糊話，因而，沒有用他，也沒有殺他。再後來，商鞅就到了秦國爲相。這是個先公後私的典型。
公而忘私—這是第三重境界
廉頗是趙國的大將，因勇猛善戰而聞名於諸侯各國，是趙國的上卿。藺相如也是趙國人，最初只是趙國宦官頭目繆賢的門客。後來憑着自己的大智大勇，使“和氏璧”完璧歸趙，趙王認爲他是個人才，就任命他做了上大夫。後來又在澠池會上，爲趙王贏得了足夠的面子。趙王認爲他功勞大，任命他做了上卿，位在廉頗之上。廉頗很不服氣，總想找機會羞辱藺相如，但藺相如總是想方設法避開他，不給他機會。藺相如的門客實在忍不下去了，說你怕他，老躲着他，太過分了。藺相如說，秦王這麼厲害，我都不怕，我怎麼會怕他呢。現在強大的秦國之所以不敢輕易侵犯趙國，只因爲有我們兩個人在啊。如果兩虎相鬥，勢必不能都活下來。我之所以這樣做，是以國家之急爲先而以私仇爲後啊。廉頗聽到這話，深感慚愧，解衣赤背，揹着荊條，到藺相如家門請罪，後來兩人成爲誓同生死的朋友。
廉頗與藺相如的故事，是對公而忘私的最生動的註解。
大公無私—這是第四重境界
一心爲公，沒有私心，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春秋時的有一天。晉平公問祁黃羊，南陽縣官缺額，你看派誰去最合適？
祁黃羊想了想，建議派解狐去最合適。
晉平公疑惑地問道：“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你爲什麼要推薦他？”
祁黃羊答道：“你只問我什麼人最適合這個職位，並沒有問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
晉平公採納了祁黃羊的意見，派解狐到南陽縣去上任。果然，解狐爲當地百姓辦了不少好事，受到人們的稱頌。
又有一天，晉平公又問祁黃羊：“現在朝廷裡缺少一位法官，你看誰能勝任？”
祁黃羊建言祁午最能勝任。
晉平公說：“祁午是你的兒子，你推薦自己的兒子，不怕人家議論你嗎？”
祁黃羊說：“你只問我誰可勝任法官，並沒有問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兒子呀！”
祁午當了法官後，非常稱職，深受人民的愛戴。
孔子十分稱讚祁黃羊，說他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是個公正嚴明的人，稱得上是“大公無私”。
公私分明爲常人，先公後私爲善人，公而忘私爲賢人，大公無私爲至人。
當今社會，個人權益和私人財產受法律保護，市場經濟的競爭性也讓“私”的能量得到釋放。但有人故意混淆公私之界，損公肥私，假公濟私；有的任人唯親、任人唯利；有的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其中的動因正是源於一個“私”字，私心太重、私利太強、私慾太盛，最後成爲人民的罪人。
楊善洲，被老百姓稱爲“草帽書記”“草鞋書記”，在位時，從沒吃過一頓免費的飯，從沒讓子女搭過一次公車，從沒用公權爲親屬辦過一件私事，從沒給親友批過一張違背原則的條子，當縣委、地委領導幾十年，妻子和女兒還是農民。經常拿自己的工資接濟困難羣衆，一生沒有積蓄，連給家裡修補房子的錢都拿不出來。退休後，主動放棄城市優越的生活條件，紮根大山義務植樹造林，沒地方住，就用樹枝、草料搭窩棚，沒有樹苗和肥料，就到街上撿果核、拾畜糞，把荒山禿嶺變成了綠洲，逐步建成了佔地面積約5.6萬畝的林場，把價值3億多的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交給國家。有人問他，放着好日子不過，何必自討苦吃？他說：“入黨時我們都向黨宣過誓，幹革命要幹到腳直眼閉，現在任務還沒完成，我怎麼能歇下來？如果說共產黨人有職業病，這個病就是‘自討苦吃’”。
朱彥夫，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失去了四肢、左眼，右眼的視力只有0.3，是一個十次負傷、動過47次手術的特等傷殘軍人。爲了幫助鄉親們學文化，晚在山路上不知摔倒過多少次，有一次摔掉了假肢，他硬是爬到了教室……。當支部書記，帶領鄉親們治理荒山，爬陡坡時，假腿打不了彎，乾脆脫掉假腿用膝蓋和手腕撐着爬，綁着的繃帶經常磨破，膝蓋和手腕就血淋淋的；在興修水利時，用殘臂夾住鐵杴，鏟泥裝筐，數九嚴寒，斷肢磨破流出的血水和井底的泥水混在一起，竟把他的假腿和斷肢凍在一起；爲了鄉親們用上電，揣着積攢的傷殘金和妻子賣豬的錢，拖着兩條假腿，撐着兩條殘臂，一個人擠火車，爬汽車，睡路邊，走南闖北，7年裡，行程20000多公里……，這是怎樣的境界、怎樣的精神、怎樣的毅力？風風雨雨幾十年，這條路走得多麼艱辛、艱難，又是多麼踏實、多麼輝煌。他的肢體是殘疾的，但他的精神又是多麼高尚。
楊善洲、朱彥夫……，正是這樣一個個優秀的共產黨人，用他們的奉獻、犧牲，生動詮釋了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真諦，爲我們的時代、爲我們的黨旗增添了璀璨奪目的光彩。
清朝的《三十六字官箴》指出：“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核心是兩個字：廉、公。不管到什麼時候，這兩個字都是爲官者的立身之基、成事之本。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言，要有天賦；立功，要有機遇；立德，是最難做到的，但也是門檻最低、最簡單的。公私分明，先公後私，心無旁騖，不因善小而不爲，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堅持做下去，就能像楊善洲、朱彥夫們一樣，成爲一個公而忘私、大公無私、道德高尚的人，進入人生的最高境界。
必須強化公職人員公私分明意識
在解析腐敗現象時我們可以發現，公職人員無論是積極腐敗還是消極腐敗，本質上都可歸結爲一個公與私的問題，都是與公私不分、以權謀私、化公爲私、損公肥私、假公濟私、背公向私等聯繫在一起的。“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基於此，在我國反腐倡廉建設的系統工程中，必須在公職人員羣體中強化公私分明意識，公職人員即使達不到大公無私、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等至善至上境界，也應當把公私分明作爲其廉潔從政的起碼要求、基本常識和行爲底線。而公職人員增強公私分明意識的關鍵，在於處理好公務與私務、公益與私益、公德與私德等相互之間的關係，只有公私分明，才能河清海晏、風清氣正。
公務與私務須分開
公務是指人類社會的公共事務或社會共同體的共同事務，大到宏觀複雜的國家事務，如國防內政外交，小到數量龐大的各種公共組織承擔的各種微觀事務。在我國，公務主要表現爲與公職人員的職權和職責相聯繫的執掌各類公共事務的職務活動，從事公務是指各級各類公職人員代表國家機關、執政黨機關、國有公司（企業）、國有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執行等公職的活動。執行公務的人員可以概稱爲國家公職人員，絕大部分爲公務員法第2條所稱的公務員，即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
私務就是私人事務或個人事務，相較於公務，家庭事務也屬於私務。漫漫人生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務，非公共組織體也有其各不相同的私務。私務是充分體現和影響私人或個人生活特質、生存價值及生命軌跡的事務，具有私密性、差異性、個性化等特點，即私務的內容在人際間的差異可能會很大。
在反腐倡廉建設話題中，強調公務與私務必須分開主要基於兩個事實：其一，因爲每個國家公職人員都具有雙重身份或社會角色：一方面，他或她是一個“公人”，代表國家政府等公共機關履行公職，手握公權，必須從事公務（在上班或八小時工作時間進行）；另一方面，他或她又是一個私人，同其他普通公民的身份無異，也有屬於個人或家庭的私務（在下班或八小時外進行）。其二，權力具有法定性、強制性、稀缺性、支配性、腐蝕性等特性，如果權力運行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掌權者受到種種誘惑，會藉助權力的力量而把自己凌駕於權力的作用範圍之上，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則表現爲凌駕於社會之上。人類歷史不斷昭示這樣一個道理：絕對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由於上述兩個事實，沒有制約的權力就會激發公職人員濫用權力的衝動，有意無意地混淆公務與私務的界限。當前我國易發多發的腐敗問題和各種不正之風，如公車私用、公費旅遊、公款吃喝等等，實質上都是公職人員沒有嚴守公務與私務的清晰邊界而肆意妄爲的結果。
公益與私益須區別
公共利益是指一個國家或社會中不特定的社會多數成員所共同享有的利益，是關乎社會共同體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可稱之爲公共的利益，這裡簡稱公益。相對於個人利益而言，我國現行法律中出現的“國家整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集體利益”等語彙均屬這裡所說的公益。政治學論及國家起源或存在緣由時就談到，公共利益乃是國家存在的正當性理由。法學中行政法的調整對象就是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公共利益概念是作爲公法的行政法的核心概念，公共利益是界定政府行爲必要性和政府幹預私人事務的合法性正當性的理由。在法治社會，公法—公權—公務—公益環環相扣：公法設置公權，公權履行公務，公務實現公益。
私益即個人利益或私人利益，是指個人或非公共組織體的權利和利益。在現代法治社會，同公益一樣，私益的設定或界定、實現和保護，都是通過法律進行的。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公益與私益的法律界線是分明的：私益主要是通過私法即民商法等部門法設定、實現和保護的，公益主要是通過公法即憲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等部門法進行設定和保護。
儘管如此，在人類社會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公益與私益的衝突問題一直存在。其中最尖銳最難以根治的，就是公職人員特別是政府官員時刻面臨的利益衝突問題。我國公職人員的腐敗問題，在西方語境中則多表述爲公職人員的利益衝突問題。所謂利益衝突，指政府官員公職上代表的公共利益與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皆因官員的雙重身份而引起。這裡所說的利益，主要是指經濟利益。官員本來應當用公權實現公益，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公權牟取私利，導致公權私用而走向腐敗。目前我國各個領域普遍存在利益衝突問題，已成爲腐敗發生的重要根源。多年來，防止利益衝突一直被多數國家視爲有效預防腐敗的前瞻性治本性策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衝突、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任職迴避等方面法律法規”。健全防止利益衝突機制，事關我國反腐倡廉建設的成敗。
公德與私德須釐清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紀委第三次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作風問題都與公私問題有聯繫，都與公款、公權有關係。公款姓公，一分一釐都不能亂花；公權爲民，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領導幹部必須時刻清楚這一點，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嚴格自律。”公職人員在公務活動中究竟怎麼對待公務、公權、公益及公款等問題，折射的是其公德品行與職業操守。“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公職人員的道德素養和道德形象是一種無形的人格力量。
公職人員的公德不是通常所謂的社會公德，而
是特指與其身份相匹配、與其職權相耦合的爲官從政的職業道德，即官德或政德。與一般的道德或社會公德沒有成文條規不同的是，當代各國對於公職人員從政職業道德的要求，均通過明確的法律規定予以明示，以便有所遵循，公職人員違反時也能夠予以制裁。例如，我國公務員法第12條規定公務員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模範遵守憲法和法律；（二）按照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認真履行職責，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三）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監督；（四）維護國家的安全、榮譽和利益；（五）忠於職守，勤勉盡責，服從和執行上級依法作出的決定和命令；（六）保守國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七）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模範遵守社會公德；（八）清正廉潔，公道正派；（九）法律規定的其他義務。上述規定，其實就是公務員法律義務和職業道德的融合。
本職工作之外的公職人員作爲普通公民，也有一個私德及其養成問題，私德就是一個人日常做人處事、待人接物的品行節操，如重義輕利、樂善好施等。
當然，公職人員的公德與私德不是相互對立和排斥的，也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可以兼容並存的，其中公德嚴於私德。即便如此，仍有必要區分公德與私德，至少兩者的側重點不同：做人誠爲本，政德廉爲先，勤政廉政是公職人員的基本公德。所以，身爲公職人員和身爲普通公民，公職人員經常需要在完成公務與私務中穿梭忙碌、在實現公益與追求私益時謹慎權衡、在遵守公德和遵守私德時時常切換。如果公職人員因私廢公、貪贓枉法，就不是一個私德問題，而是需要依紀依法予以制裁的公德問題。
堅持乾淨與幹事相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領導幹部監督和管理，敦促領導幹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辦事。認真學習、深刻領會這一重要思想，堅持“淨字打底、幹字當頭”，不斷加強幹部隊伍建設，黨的事業就會朝氣蓬勃、生生不息。然而，在審計中我們發現，有的同志對乾淨與幹事關係的認識模糊了，不作爲、慢作爲、假作爲現象應引起高度警覺，要始終牢記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將乾淨與幹事有機統一起來。
乾淨，不僅指物質上的潔淨，更指品格上的廉潔、思想上的純潔，既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是黨員幹部的執政之德。乾淨，不是否認黨員幹部合法的權益，而是要承認並保障合法權益。如果逾越合法權益的邊界，對本不該有的特權習以爲常、坦然受之，誤認爲這就是“當官”應有狀態，必然會出現不乾淨甚至錯誤的行爲，也必然會損害黨員幹部的形象、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從這種意義上講，乾淨是一種底線、一種堅守，有了這種底線，誘惑迷惑不能擊垮；有了這種堅守，歪風邪氣不能動搖。
幹事，是領導幹部最基本、最起碼的職責所在，是執政之要。幹事，不是忙忙碌碌、迎來送往的應酬，而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精神狀態。不幹事，可能會錯失發展機遇、影響改革藍圖的實現、使人民的美好願望落空。從這種意義上講，幹事是一種狀態、一種激情。有了這種狀態，幹事創業根基牢；有了這種激情，推進創業有動力。
乾淨與幹事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乾淨是幹事的基礎和前提。風清則氣正，氣正則心齊，心齊則事成。乾淨了才能幹好事。如果一個人懷着乾淨的動機和目的去幹事，事才能辦得乾淨利落、利國利民，才能贏得人民羣衆的擁護、支持和愛戴。反之，就會偏離正確的航向，就不可能從爲人民服務出發去幹事，勢必會出現爲私利、爲少數人謀利益的“幹事”。不乾淨地幹事，幹得越多，危害越大。幹事是乾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乾淨不是獨善其身、明哲保身，而是要一身正氣地爲人民幹實事、謀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靠實幹苦幹幹出來的。黨員幹部要有“蠻拼的”精氣神，在其位謀其政，任其職盡其責，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不幹事的乾淨，怕出事的不幹事，是自私自利的表現。現實中，許多黨員幹部既乾淨又幹事，他們夙夜在公、一心爲民，在各自崗位上執着堅守、默默奉獻，如焦裕祿、孔繁森、柴生芳等好乾部。這些“時代先鋒”“道德楷模”，賡續一以貫之的高尚人格，秉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着乾淨和幹事是完全統一的。
乾淨與幹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道理很簡單、不難懂，但要真正做到並不容易。從審計工作情況看，有的人不是把二者統一起來，而是出現將兩者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概括起來，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墨守成規“不會幹事”。習慣於“打擦邊球”、鑽政策的空子，靠投機取巧促發展，認爲這樣才叫幹事、才能幹事；現在要求嚴了，約束多了，覺得“放不開手腳”了。特別是針對深化改革和轉變發展方式的新要求，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拿不出，勇於面對、積極作爲、敢於擔當不足。
二是消極鬆懈“不想幹事”。有的人認爲業績考覈不再唯GDP論了，幹勁、衝勁和動力有所鬆動，因循守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幹事，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三是怨天尤人“不願幹事”。認爲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對“四風”，落實“三嚴三實”要求，狠剎“吃喝風”“送禮風”等，無法與上級部門“拉關係”爭取項目，無法與企業“套近乎”吸引投資，既不“跑部”也不前進，爲官不爲。
四是等待觀望“不多幹事”。落實政策等待觀望、不主動、推諉扯皮，上面着急、下面不着急，牽頭部門着急、配合部門不着急，羣衆着急、幹部不着急。特別是簡政放權後，認爲既然“無權”也就“無責”，得過且過。
五是畏首畏尾“不敢幹事”。面對“三期疊加”，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逐步顯現，有的不願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沒勇氣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害怕改革觸動了自己利益的奶酪，也怕堵了別人的“財路”，影響自己的“官路”。
六是本領不強“不能幹事”。習慣於當“複印機”“傳聲筒”，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尤其在新常態下，適應新的宏觀管理和事中事後監管方面的探索不足、辦法不多，渾渾噩噩，無所作爲。
將乾淨與幹事對立起來，是破壞新常態下新秩序的一種十分有害的“病毒”，必須搞好正面引導，加強責任追究，予以堅決徹底地根除。
要堅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缺失或動搖，就會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就會出這樣那樣的問題。黨員幹部應當在靈魂深處反躬自省，在理想信念上做愚公不做葉公，決不能對我們所信仰的主義、所追求的事業心口不一。堅定理想信念，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要有強烈的精神追求，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絕對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
要強化宗旨意識。始終把人民羣衆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固樹立黨的羣衆觀點，自覺踐行黨的羣衆路線，把黨的宗旨貫穿于思想和行動的方方面面。要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政績觀、權力觀、事業觀，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有敢說真話、敢報實情的勇氣和正氣，有自斷後路、不畏權力、甘於寂寞的決心和堅守。要按黨章和法律規定、黨和人民要求，敢於碰硬，敢作敢爲，真正做到“戴着烏紗想事，揣着烏紗幹活”。
要增強自我約束。中國古代素來推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價值排序來看，修身是第一位的、基礎性的。今天的我們如何修身？就是要始終堅守黨紀國法、道德良知的底線；按照“三嚴三實”要求，常修爲政之德、常懷律己之心，在思想上築牢“防火牆”；常懷敬畏之心、常思貪慾之害，牢記“立身不忘做人之本，履職不移公僕之心”，用鐵的紀律鑄造黨員幹部的良好形象。
要提升能力本領。想幹事、幹成事，不僅要有做好工作的真誠願望和紮實幹勁，還要有與之匹配的能力和本領。要清醒認識自己的短板和不足，通過加強學習、不斷實踐，切實提升爲人民服務、謀劃和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的能力。要深入學習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的方針政策，主動適應新常態，增強把握大局、科學決策能力，努力提高解決實際問題、推動經濟發展的本領。要學習國家法律法規，提高依法辦事、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能力。要堅持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不斷提高知識化、專業化水平。
要強化追責問責。強化決策部署和政策落實任務的分解，定責任、定進度、定要求、定目標，確保事有專管之人、人有明確之責、責有限定之期，層層傳導幹事的壓力。嚴格問責問效，完善考覈體系，把各項決策部署轉化爲可量化、可監控的績效指標，化壓力爲動力，促進乾淨幹事、主動作爲、有效作爲，推動中央各項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保障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從“君子所其無逸”談勤儉興政
《尚書》裡有一篇名爲《無逸》的文章提出“君子所其無逸”的思想，意思就是要求領導者居其位，不要貪圖安逸。在《無逸》中，不管是好的典型，還是壞的典型，都印證了一個道理：成由勤儉敗由奢。
先講《無逸》裡好的典型。商朝的商王中宗“不敢荒寧”，高宗也“不敢荒寧”，祖甲“能保惠於庶民，弗敢侮鰥寡”。於是，“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人民均生活安定，國家亦長治久安。
這種大好局面的得來，總的來說是“無逸”之效，統治者勤勤懇懇，居安思危，沒有貪圖享受。具體地說，首先，是因爲一個“懼”字。諾大一個國家，要想治理好，擔子不輕，責任重大。正是怕自己德才不能勝任，所以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其次，《無逸》特別指出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人”，祖甲“舊爲小人”。“小人”，上古指從事農業生產的平民，也就是農民。“舊”即久，長期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在登上王位之前，長期從事過農業生產勞動。事實上，從事農業勞動最能從人的靈魂深處改造思想，是鍛鍊幹部的有效途經。古代農業勞動基本上靠人力，強度很大，因而人非常辛苦，身體也極度疲憊。在這種情況下，人的思維卻異常活躍，思想較易能得以淨化，返本還原。長期和農民在一起，漸漸地就從心靈上與他們拉近了距離，增進了感情。故而從事農業勞動不僅可養成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作風，亦可密切聯繫羣衆，體察底層人民生活疾苦，發現社會存在的問題。
再說壞的典型。“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弗知稼穡之艱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後立之王，生來就安逸，只知道享樂，不知道勞動的艱辛，更遑論體恤百姓。於是，“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不唯在位時間短，連壽命都長不了。肆意享樂，不加約束，當然天怒人怨，人亡政息。總之，印證了那句“成由勤儉敗由奢”。
實際上，我國曆史上從來不乏勤政愛民的明君和賢臣。在新的歷史時期，作爲人民公僕的黨員幹部，理應有比古人更高的思想境界和素質。不貪圖安逸，無疑是黨員幹部的基本素質要求，而勤儉就是其根本的體現。
勤，分勤學習、勤實踐。學習，即學理論。理論又有政治理論和業務理論之分。只有勤奮學習政治理論，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才能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牢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宗旨，走共同富裕道路。實踐，是理論聯繫實際。羣衆路線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制勝的法寶，是黨的最根本工作路線。要堅持黨的羣衆路線，深入調查研究，切實維護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做到立黨爲公、執政爲民。在學習和實踐過程中，要深入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熟練掌握並運用普遍聯繫和發展的觀點，積極投身於社會經濟建設。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行成於思而毀於隨。黨員幹部要有捨我其誰的擔當，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事業心，夙夜精勤，心無旁騖，開拓進取。
儉，是不奢侈、不浪費。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靜以修身，儉以養德，而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方誌敏同志曾說過：“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要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後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在西柏坡發表講話，再次強調“兩個務必”。反之，如果生活腐化，思想蛻變，那麼就極易墮入違法犯罪的深淵，嚴重危害黨和國家事業。
勤爲開拓，儉爲守成。既要積極開拓，又要守土有責。我們的黨員幹部只有心存敬畏，銳意進取，廉潔奉公，才能將黨和國家事業開創一個嶄新局面。
大力弘揚勤儉節約優良傳統（節選）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要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業，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堅決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一段時間以來，“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在全社會引起強烈共鳴。
奢侈之風的根源
造成奢靡浪費之風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舊的消費觀念的負面影響。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家財富和居民個人財富都獲得了較快較高的增長，但科學消費的觀念尚未真正形成。錢多了，怎麼花？有的人認爲擺脫了多年貧窮的困擾，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於是一擲千金，大手大腳，花天酒地，奢侈之風沉渣泛起。
權力尋租是奢侈浪費的重要根源。有人說，時下的中國是“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領導幹部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權力，羣衆辦事不付出“代價”是辦不成事的。於是下級單位、個人向上級單位和領導幹部經常要“溝通”不跑不送是要不來項目和資金的。高規格的接待和宴請就成了“溝通”的主要方式。上級部門和領導下去考察、檢查指導工作，下級單位如果不把接待工作做好是得不到好的評價的，這些都是權力尋租的一種表現，也成了奢侈浪費的重要根源。
績效考覈不計政績成本。爲加快發展，各地領導幹部紛紛搞大規劃、大發展，實現大跨越。有些項目超出了本地的財力，透支了民力，造成了大浪費。而我們對領導幹部的績效進行考覈時，往往只看GDP，這種考覈方式忽視了施政成本。這樣的績效被誇得越大，對黨和國家的危害就越大。有的領導幹部爲取得好的績效不惜以犧牲環境、資源等爲代價，進行掠奪性開發，爲了一時的政績付出了不應有的財力代價和資源代價，其結果往往是一時風光之後一蹶不振。因此，對領導幹部的績效進行考覈，不能簡單地看結果，還要看取得績效所付出的成本。不但要看績前基礎，更要看績後基礎，看績效的可持續發展。
輿論的誤導。近些年來，我們越來越多地瞭解到許多原來非常陌生的國
外生產的奢侈品牌，國內外的許多媒體也在不斷宣傳中國遊客在國外大量購買奢侈商品，許多國外奢侈品不斷搶灘中國市場。於是許多國人以消費奢侈品爲榮，互相攀比炫耀，並把此種消費行爲貼上成功人士的符號象徵。
剎住奢侈之風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奢侈浪費之風一日不除，黨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就會嚴重受損，不遏制奢侈浪費現象的滋生與蔓延，就是對黨的事業的不負責任，就是一種犯罪。因此，我們應該重拳出擊，多管齊下，堅決剎住奢侈浪費之風。
第一，繼續大力提倡艱苦奮鬥，勤儉節約。艱苦奮鬥是黨的優良傳統，是黨團結和帶領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強大精神力量，對抵禦各種腐朽思想侵襲、保持黨和國家政權永不變質具有重要意義。我們黨是靠艱苦奮鬥起家的，幹革命需要艱苦奮鬥，搞建設同樣需要艱苦奮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還很艱鉅，我們沒有理由不艱苦奮鬥。辦一切事情都要量力而行，精打細算，講求實效。一切講排場、比闊氣、鋪張浪費的行爲都應該明令禁止。
當然，艱苦奮鬥精神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要同社會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羣衆的生活狀態相適合。我們提倡艱苦奮鬥、勤儉節約，並不是要領導幹部過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質消費，我們要倡導的是一種不畏艱難困苦、銳意進取、堅忍不拔、奮發有爲的精神狀態和敢於奉獻的革命精神。艱苦奮鬥精神要隨着時代的發展不斷賦予新的時代特色，充實新的思想內容。
第二，養成良好生活作風。生活作風是一個人生活狀態、生活情趣的折射和反映。作風彰顯形象，作風代表態度，作風反映能力。杜絕奢侈浪費現象，領導幹部必須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養成良好的生活作風。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不是小事。大量事實表明，一些人走上腐化墮落、違法犯罪的道路，往往是從貪圖安逸、追求享樂開始的。
養成良好的作風要求領導幹部應該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多想想參加工作爲什麼，當幹部應該做什麼，將來身後留點什麼，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以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羣衆，讓奢侈浪費處處碰壁無處躲藏。
第三，倡導文明、科學、合理消費。堅決剎住奢侈浪費之風，要端正消費觀念，淨化輿論環境，倡導文明、科學、合理消費。要使人們認識到鼓勵消費不是鼓勵奢侈浪費。在全社會大力宣傳和表彰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典型人物，不斷營造奢侈浪費可恥、勤儉節約光榮的社會輿論氛圍。輿論宣傳上，不給炫耀性消費等負面消費觀留有空間。同時，要倡導科學、合理、文明的消費觀。我們提倡勤儉節約、建設節約型社會，不是限制人們消費，更不是反對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而是要求人民改變不良消費習俗，如飲食擺闊，大量浪費，肆意鬥富，揮金如土，無節制地盲目追求高標準、超豪華等。上下齊心，其利斷金。只有黨和政府、社會各界齊力倡導文明消費、綠色消費、低碳消費，倡導勤儉節約光榮、奢侈浪費可恥，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才能成爲黨員幹部、公民的自覺行爲，全社會才能蔚然成風。
第四，制止奢侈浪費，黨政機關要帶頭。改革和完善管理體制和制度，從嚴管理、從嚴檢查、從嚴立法，讓奢侈浪費無市場、無土壤。一要嚴格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若干問題的通知》的各項規定的要求。嚴禁以各種名義用公款出國（境）旅遊；嚴格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嚴格控制公務接待費用支出；嚴禁領導幹部在參加會議、學習、培訓期間用公款相互宴請和以同鄉會、校友會、戰友會等各種聯誼活動名義用公款請客送禮；嚴格控制各種慶典、節會、論壇等活動，經批准舉辦的要從嚴控制規模和經費支出；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認真落實有關費用實行零增長的要求，嚴格預算支出管理，降低行政運行成本；嚴禁黨政機關以各種名義向企事業單位轉嫁、攤派和報銷費用。二要嚴格監督檢查。暢通監督渠道，向社會公佈舉報電話，設立舉報信箱，開通網上舉報，梳理網絡上的奢侈浪費輿情，主動出擊。紀檢監察機關聯合專項檢查力度要加大，對違反規定，鋪張浪費、奢侈享樂、揮霍公款的，必須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嚴肅追究有關領導和當事人的責任，藉助媒體力量，公開曝光典型案件，以儆效尤。三要嚴格立法。強化“浪費也是腐敗、節約也是政績”的觀念，強化《刑法》的反奢侈浪費的功能，將黨政機關和幹部隨意處置國家資產、隨意揮霍公共資金、隨意浪費國家資源的行爲上升到刑事處罰的高度，違法必究只有把採取綜合措施，引導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把有限資金和資源更多用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才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才能立業興國，避免人亡政息，敗家亡國。
築牢克服享樂主義的思想基礎
享樂主義是一種有極大危害的政治慢性病，如同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時時損害着人的心、腦、腎一樣，也時時損害着黨的宗旨、性質和形象，損害着黨與人民羣衆血肉相連的生命線。開展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着力整治享樂主義，對於黨員幹部遠離腐敗、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具有重要意義。享樂主義的形成具有多方面原因，克服和整治享樂主義，需要從多方面入手，如好的制度和嚴格管理、嚴格監督等，但是最終需要從思想上解決問題。爲此，必須築牢克服享樂主義的思想基礎。
明代著名理學家薛王宣曾將廉者分爲三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爲上，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次之，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再次之。”其中，最爲推崇的是“見理明而不妄取者”。認爲只有對道理是非看得明白，才能自覺做到“一塵不染，兩袖清風，視名利安危淡似伊潁河水”。對於克服享樂主義來說，“理明”是最重要的。享樂主義作爲一種思想觀念，本質上是對享樂真理性認識的偏離，也可以說是道理不明。克服享樂主義，基礎在教育，把根本道理講明白。“理明”之後，黨員幹部才能自覺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培養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強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的自覺性，抵禦享樂主義的侵蝕，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以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羣衆。當前，最重要的是通過講明道理，使廣大黨員幹部更加堅定黨的理想信念，牢固樹立爲國爲民的責任意識，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精神，築牢克服享樂主義的思想基礎。
一、堅定黨的理想信念
共產黨人爲什麼要堅決反對和克服享樂主義？從根本上說，是由黨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決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早就講過：“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爲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爲這是爲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在共產黨人看來，“最能爲人類而工作”，不管是“重擔”還是“犧牲”，都將是最幸福、最快樂的。相比之下，享樂主義者追求的快樂，不過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爲共產黨人所不屑。
作爲馬克思事業忠實繼承者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也始終堅守着馬克思所倡導的享樂觀。1935年1月29日，共產黨人方誌敏因彈盡援絕被俘。被俘時，國民黨士兵搜遍方誌敏全身，除一塊懷錶和一支鋼筆，一個銅板都沒有。當時兩個國民黨兵氣得揮動手榴彈狂叫：“你們當大官的會沒有錢？”的確，方誌敏這個“大官”真的沒有錢。他一生清貧、清廉，也一生快樂。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懂得了共產主義的大道理，牢固樹立了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方誌敏說：“在理論的政治的認識上，站穩着腳步，纔不至於隨時爲某些現象或謠言而動搖自己的革命信仰。”爲此，他才懂得“清貧”的可貴，說“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爲此，他才知道什麼可以捨棄、什麼不能捨棄，說“我能捨棄一切，但是不能捨棄黨，捨棄階級，捨棄革命事業。我有一天生命，我就應該爲它們工作一天”；爲此，他才能堅定地說：“爲着階級和民族的解放，爲着黨的事業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華麗的大廈，卻寧願居住在卑陋潮溼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寧願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軟的鋼絲牀，寧願睡在豬欄狗巢似的住所！”方誌敏面對敵人的嚴刑和誘降，正氣凜然，堅貞不屈，最終犧牲了，但他堅定的理想信念，清貧、清廉的高尚品格，以苦爲樂的偉大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的財富。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定黨的理想信念的基本途徑，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世界，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共產主義理想，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的，是科學的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符合中國國情，符合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中國發展、走向富強的正確道路。共產黨員有了這樣的理想信念，看清了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就有了立身之本和更高追求，能夠把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作爲最快樂的事情，而不會把享樂主義作爲生活的選項，更不會把那些“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放在眼裡、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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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強爲國爲民的責任意識
爲官者的責任意識歷來是治療享樂主義頑症的一劑良藥。在我國曆史上，一直流傳着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諸葛亮任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范仲淹揮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高吟“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炎武崇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銘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佳話。這些先賢爲什麼能夠有效抵制享樂主義而在事業上有所成就？一個基本原因是他們具有爲國爲民的強烈責任意識。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宋王朝的統治者。他們被金人趕到江南後，並沒有接受北宋亡國的慘痛教訓而發憤圖強，只求苟且偏安，一味縱情聲色，尋歡作樂。於是當時有人作詩諷刺：“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統治者爲什麼如此貪圖享樂？一個基本原因是根本沒有爲國爲民的責任意識。
中國共產黨問世後，繼承先賢們的優秀品質，深懷憂國憂民之責任，兢兢以強，戒慎以進。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正是在這種強烈的責任意識指引下，我們黨才能在執政以後堅定不移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繼而又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也才能提醒全黨同志預防享樂主義思想的滋生，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才能在改革開放後作出“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的決定，強調堅持艱苦奮鬥，反對享樂主義；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展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着力整治包括享樂主義在內的“四風”。
增強爲國爲民的責任意識，關鍵是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領導幹部的責任心來於對權力本質的清醒認識。只有正確看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解決好爲誰掌權、爲誰服務的問題，才能不斷增強責任意識。古人說：“爲官避事平生恥。”這是盡職盡責者的響亮宣言，是對不盡職責者的無情鞭撻。講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還有一句名言：“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做官者以權謀私所犯的罪，即“私罪”是不該有的，但如果是爲了國家、人民的利益而招致某些人的攻擊，這樣出來的罪名即“公罪”，則是不可沒有的。在充滿利益衝突的社會裡，只要當官管事，總有可能得罪人。有的幹部奉行庸俗的好人主義，遇到事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爲這樣做誰也不得罪，其實錯了。幹部依照法律、政策、原則和規定敢管事、敢負責，得罪的只是少數壞人、不自覺的人，卻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和擁護。如果不敢管理、不敢負責，勢必使好人、多數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實際上得罪了多數人。正確的態度和做法應該是，既然當了幹部，就要嚴格履行幹部職責。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腐敗現象和各種不正之風面前，應該做到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以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自覺地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嫉惡如仇、見義勇爲、不懼“公罪”、敢於同各種錯誤傾向和違法亂紀行爲作鬥爭。果真這樣做了，就會心地坦蕩，受到人們愛戴，獲得最大快樂。
三、保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精神
艱苦奮鬥與享樂主義是直接對立的。奉行享樂主義，必定不能艱苦奮鬥；堅持艱苦奮鬥，自然遠離享樂主義。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爲奮鬥目標，也把爲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的艱苦奮鬥視爲最大的快樂，不論在井岡山的艱苦歲月，還是在被敵人圍追堵截的長征路上，都是如此。爲了保持艱苦奮鬥精神，黨隨時警惕和克服享樂主義。早在1929年12月作出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就強調糾正包括享樂主義在內的黨內錯誤思想。指出：“個人主義見於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爲了去工作，而是爲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裡工作。”到了七屆二中全會，又強調警惕“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兩個務必”，一直講到今天。
艱苦奮鬥是我們黨的傳家寶。在過去的戰爭年代，因爲條件艱苦，必須奮鬥纔有出路。今天，我們黨執政了，經濟發展了，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改善了，仍然要靠艱苦奮鬥發展我們的事業。艱苦奮鬥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具體內容、方式和目標。概括地說，艱苦奮鬥主要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從物質層面看，艱苦奮鬥要求人們的生活消費節制在合理的限度內，與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提倡勤儉節約，珍惜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二是從精神層面看，艱苦奮鬥是指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中，爲達到目的而不畏艱難、銳意進取的意志狀態和思想品格，以及堅忍不拔、頑強拼搏、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其中，艱苦奮鬥的精神狀態具有永恆意義—在物質匱乏、環境艱苦的條件下，它能使人保持不畏艱難、銳意進取的意志，去戰勝一切困難，爭取勝利；在物質豐富、生活富裕、條件優越時，它能使人保持勤勞節儉的作風，不沉醉於物質享受，不奢侈腐化，而是繼續奮發向上，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因此，對於立志長期執政、實現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艱苦奮鬥是永遠需要的，一刻也不能丟。必須懂得：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的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丟掉了艱苦奮鬥，就必然丟掉人心、丟掉政權、丟掉前途。只有艱苦奮鬥才能扛得住腐敗，扛得住享樂主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