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掌政後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國的制度，對此‘法外開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實所謂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開國初太祖皇帝趙匡胤爲安撫地方軍閥用的招數而已，其曾賜李重進、苗傅、劉正彥等將領丹書鐵券，但賜丹書鐵券並非常制，且隨李重進、苗傅、劉正彥叛變事敗，自焚、被誅，鐵券也隨之被銷燬，鐵券之制遂不復存。因此在宋朝司法過程中，不可能出現丹書鐵券對抗尚方寶劍的戲劇性情景。
可見即便領了丹書鐵劵的人也並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趙匡胤的個人行爲，其後再爲出現賜丹書鐵券的好事發生。而據趙昺所知事實上宋人的法制觀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們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
太宗時，任開封府尹的許王趙元僖因爲犯了過錯，被御史中丞彈劾。元僖心中不平，訴於太宗：“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太宗說：“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汝爲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後，貴爲皇子的趙元僖“論罰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護犯法的親信，陳州團練使陳利用自恃受太宗寵愛，殺人枉法，被朝臣彈劾，本應處死刑，但太宗有意袒護他，說：“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趙普抗議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最後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陳利用死刑，想想皇帝本人也庇護不了犯罪的親信，何況免死金牌？
由此可見宋人的司法，並不倚重代表特權的權力道具，而更強調三尺之法。至少在理論上，宋朝法官要讓犯死罪的權貴伏誅，只需憑頭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沒有尚方寶劍。
而如潮劇《包公智斬魯齋郎》、川劇《破鐵卷》講述的世家公子魯齋郎自恃有祖傳的丹書鐵券護身，無惡不作，無法無天。爲了能將其剷除，最後包公只好採用瞞天過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報文書上將“魯齋郎”寫成“魚齊即”，騙得皇帝覈准死刑，批迴文書，再改爲“魯齋郎”，纔將這個大惡霸押上刑場處斬的事情。
所以在此案中的包拯纔是個‘二傻子’，其費勁巴適的忙乎半天完全是畫蛇添足，根本不需要。事實中就像包公審案中訴訟兩方被帶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後整個過程都一直跪着及“那廝你怎麼不跪！”的戲碼在現實中都不會出現。
趙昺知道按照現代人的研究認爲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訴訟……涉訟兩造，包括其他干連證人等一旦到官受審，不僅要下跪叩首，而且還要受到‘喝堂威’的驚嚇。這一制度的設定，是爲了“使涉訟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禮在宋代之後，含有卑賤、屈辱之義。事實上，趙昺當了這麼多年皇帝，臣僚們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禮，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禮，不過他們卻不能坐着，只能站着聽自己訓話。而訴訟過程中有點兒像現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確定誰有罪的情況下’，只能以嫌疑人對待，不會出現‘跪訟’的情況，當然也不會像現代給他們座位的。
這些當然也不是趙昺瞎說，而是有明文規定的。據官箴書《州縣提綱》規定的州縣審訟標準化程式是：“受狀之日，引（訴訟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可見宋朝平民到法庭遞狀起訴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當地方官時，甚至還曾制訂了一個“約束榜”，對訴訟程序作出進一步的規範，其中一條說：州衙門設有兩面木牌，一面是詞訟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衆到衙門告狀無須下跪。
進入庭審階段，按《州縣提綱》的要求，開庭之際，法吏“須先引二競人（訴訟兩造），立於庭下。吏置案於幾，斂手以退，遠立於旁。吾（法官）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任地方官時，也發佈過一道“詞訟約束”，其中規定：法庭對已受理的詞訟，“當日五更聽狀，並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也就是說宋代法庭審理民事訴訟案，並未要求訴訟人跪於庭下。
不過跪訟的制度當下確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訴訟人的規定動作，他們那邊都是跪着聽訟的，所以趙昺以爲後世的明清正是繼承了蒙元的這項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鄉紳，才獲得“見官免跪”的特權。而“包公戲”的編劇們，顯然是將元明清時期的庭審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們看“包公戲”或“包公案”，還會發現一個細節：人們到開封府訴訟，不管是大案小案，還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個人審理，彷彿偌大一個開封府，只有包青天一個法官，加上御貓展昭這個刑警隊長領着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幾個衙役，再頂多有一個公孫策在幕後贊襄，其他人連打醬油的機會都少。
但實際上，宋時開封府設置有龐大的司法機構，其中的判官、推官、司錄參、左右軍巡使、軍巡判官、左右廂公事幹當官，都負有司法之職能，他們的主要職權便是審理刑事案與民事訴訟。百姓到開封府告狀，通常是左右軍巡院受理，開封知府不過是統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樁案子都要包公親審，老包估計早就鞠躬盡瘁了。
其實趙昺剛來到這個世界時，也以爲如此，事實上在他掌政瓊州的初時也是這麼幹的，一地主政官員就幾乎包攬所有訴訟。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緣故，更多的還是不懂，而隨着政局穩定，行朝的遷瓊，他才發現宋時已經有了司法專業化的構架，已經建立起一個專業、專職的司法官員隊伍來處理司法事務了。
州郡一般會設有三個法院：當置司、州院與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設左右院，即有五個法院。當然一些小州則將州院與司理院合併，只置一個法院。每個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錄事參軍、司錄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主管當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們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們都是專職的法官，除了司法審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來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絕。
此外隨着各級機構的完善和建立，趙昺還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近現代出現的司法考試，其實在宋時已經出現，也就是說宋朝的司法官在獲得任命前，必須通過司法考試，只不過叫做‘試法官’。考試由大理寺與刑部主持，兩部相互監督，以防止作弊，並接受御史臺的監察。
試法官每年舉行一次或兩次，每次考六場，其中五場考案例判決，一場考法理。案例判決必須寫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據、當援引的法律條文，如果發現案情有疑，也必須在試卷上標明。考官逐場評卷。考試的分數必須及格，且標準很高，絕不是六十分就行的，且對重罪案例的判決沒有出現失誤，纔算合格。
可惜的是宋人開創的高度發達的司法體系，以及司法專業化的歷史方向，並未爲後面的朝代所繼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簡陋、粗糙的狀態。，府縣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長官兼理。長官力不從心，只好私人聘請刑名師爺襄助。
所以《三俠五義》中的公孫策，其實就是清代藝人根據當時的刑名師爺形象塑造出來，宋時並沒有公孫策這一號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沒有所謂的“師爺”。師爺，乃是行政幕府制度發展到明清的產物，又稱“幕友”。而宋朝歷史是軍政幕府雖然還有保留上，卻是唯一一個不設行政幕府的王朝。說明宋朝已經在地方建立了專業化的行政、司法機構，當然不需要行政幕府贊襄了。
“包公戲”中的包拯，是集偵查、控訴、審判、執行四權於一身的權力大的嚇人的超級法官，一樁案子，明察秋毫的包公往往當庭就問個清楚，然後大喝一聲“堂下聽判”，義正詞嚴地宣判後，又大喝一聲“虎頭鍘侍候”，就將罪犯斬首了。以此類推，既然有了專業的司法機構，那麼肯定就不會出現這種程序性錯誤了。
宋朝的國家制度設計上講究的是分權與制衡，在司法制度上一樣也得到體現，因此太祖立國時就建立了一套非常反說的司法程序。
首先，偵查與審訊的權力是分立的，宋代的緝捕、刑偵機構爲隸屬於州、路衙門的巡檢司，以及隸屬於縣衙門的縣尉司，合稱“巡尉”，相當於今天的警察局，其職責是緝拿、追捕犯罪嫌疑人，蒐集犯罪證據、主持司法檢驗等，但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們不可以參與推勘，更不能夠給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規定：“諸道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拷訊，即送所屬州府。”
案子進入州府的庭審程序之後，先由一名法官審查事實，叫做“推勘”。這位推勘官將根據證人證言、證物、法醫檢驗、嫌犯供詞，將犯罪事實審訊清楚，能夠排除合理懷疑。至於犯人觸犯的是什麼法，依法該判什麼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畫押之後，便沒有推勘官什麼事了。但如果審訊出錯，則由他負責任。
這一道程序走完，進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複覈案情，詢問被告人供詞是否屬實，有沒有冤情。這道程序叫做“錄問”。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審程序推倒重來，必須更換法庭重新審訊。這叫做“翻異別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進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給另外一位獨立的法官，這名法官將覈查卷宗是否有疑點，如發現疑點，退回重審；如沒有疑點，則由他根據卷宗記錄的犯罪事實，檢出嫌犯觸犯的法律條文，這叫做“檢法”。推勘與檢法不可爲同一名法官，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讞分司”制度。宋人相信，“鞫讞分司”可以形成權力制衡，防範權力濫用，“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檢法之後，將案子移交給一個判決委員會。判決委員會負責起草判決書，交委員會全體法官討論。若對判決沒有異議，則集體簽署，將來若發現錯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責任。這叫做“同職犯公坐”。對判決持異議的法官，可以拒不簽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見，這叫做“議狀”，日後若證實判決確實出錯了，“議狀”的法官可免於問責。
判決書必須獲得全體法官簽署，纔可以進入下一道程序：送兼任法院的首席法官的知府或知州做正式定判。首席法官定判後，還需要對被告人宣讀判詞，詢問是否服判。這時被告人若稱不服判，有冤要伸，那麼將自動啓動“翻異別勘”的程序——原審法官一概迴避，由上級法院組織新的法庭複審，將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則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異別勘”的機會。
這纔是標準程序，但還不算完，被告人依然有‘伸冤’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