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ng、Duang、Duang……’趙昺的話音剛落，化城寺的萬斤鐵鐘被撞響，鐘聲圓潤渾厚，在寂靜的山中迴盪。
鍾既是法器，也是號令之器，。在僧衆們齋粥下堂、參禪完畢、早晚巡視或吃茶下牀的時候皆會鳴響。且佛經中解釋，聞鐘聲能夠祛除人生的一百零八種煩惱，從而使人清醒覺悟，獲得安順吉祥；再有的佛家偈語說：“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增。”
還有的佛經中說，叩擊聞聽鐘聲，能夠止息一切惡道諸苦，能夠使一切衆生“俱時得離苦”，使一切受難者得到解脫。又有的佛經中說，在鳴鐘的時候，如果能夠觀想覺悟一切衆生，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而暮擊佛鐘則覺昏衢，疏冥昧，有開智通慧之用。
一百零八聲鐘聲響過，衆人都覺靈臺一清。衆人看向小皇帝，發現其雙目微閉，似乎進入大和尚入定一般，知道他又‘神遊天外’了。大家皆噤聲，不敢打擾，而此時鈸磬輕響，唱經聲起，渺渺梵音在山谷中迴響，真如墜身極樂世界一般。
王應麟回想着一路行來陛下的話語，他也深感當前做事有些束手束腳，可這種不自在並非皆來自小皇帝，而更多的壓力卻是來自於同僚和士人階層，尤其是回到江南後這種感覺更甚。不僅有門生故舊向他求官，還有對朝廷政策的不滿，希望他能勸諫陛下改變主意的。
對於這些事情，王應麟是不勝其擾，而從中他也明白整個儒士階層已經墮落了，他們已經不是那個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使命，注重氣節、道德及社會責任的士大夫們了。他們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改變，讀書參加科舉只是爲了當官，以從中謀取私利，也就是陛下所言失去了本心。
經世致用本爲儒學的傳統，也正是陛下所言，自漢後歷朝之所以選擇以儒治國，也正是如此。而一旦他們失去了價值，只顧自己團體的利益，必然會被拋棄。沒有了皇權的庇護，儒士們必然會受到各方的打壓，也就失去了發展壯大的土壤，爲其他學派所取代，與九華山的道教被佛教‘驅逐’一樣。
王應麟有這種危機感，絕非是自己嚇自己。蒙元的例子就擺在眼前，他們將釋道儒視爲一體，剝奪了他們入仕的渠道，許多人失去了生活的根本。即便有些儒士得以進入蒙元朝廷，也被附庸，而每逢有變就會被各方勢力打壓，根本沒有左右朝政的能力。
他清楚要維繫當下‘士大夫治國’的局面，許多先賢已經給他們找出了答案，入仕是爲了國家的長遠利益，從而保障士大夫階層的長遠利益。但現下許多士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繼承了漢唐諸儒多注重仁民愛物、休養生息，一遇富強言說，則斥之爲霸術，不以聖人之徒相許，而對這個階層的利益稍有改革時，這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便羣起而攻之。
另一方面，本朝由於推崇朱陸理學，其長於建樹的理想人格，注重氣節、道德及社會責任的修養。而短於經世治國，且利用自己佔據高位的優勢，黨同伐異，打壓其它學派，試圖控制朝政，以保證自己的既得利益。結果大家已經看到，不停的內鬥和治國的無能，削弱了國家的實力，以致民怨沸騰，國家貧弱，終亡於外敵。
還有要實現崇高的理想，終究是繞不過錢財這個選項的，百姓不會因爲你的理想遠大就會選擇你，他們看中的是一家人得以溫飽，田地中的收成。而正如國學中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聖人亦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聖人也對錢財的認識同樣深刻。
對於一個國而言，錢財同樣重要，正如小皇帝所言這乃是國之興亡所繫，國庫中無錢無糧，何以養官、養兵，興修水利，賑再濟難，更談不上造福百姓。且王應麟也相信就是站在道德制高點的士大夫們，沒有了錢糧同樣束手無策，何況諸多官員並沒有聖賢們的情操和覺悟，沒有了薪俸也一樣會心生怨恨，背離聖人的教訓。
而今朝廷收復江南後，應該說基本擺脫了在瓊州之時入不敷出的局面，可也只能說略有改善，勉強能夠持平。此次北伐，軍需消耗甚大，兩年多的積蓄便蕩然一空，還不得不靠超發紙幣還維持財政的平衡，而後續建設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難怪小皇帝要急於‘斂財’。
說實話，王應麟也清楚當前朝中的官員對於如何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不多，主要還是依靠夏秋兩稅及商稅，但是在對土地的利用已經趨於飽和的狀態下，難以再獲得長足的增長。小皇帝在此時提出發展工商以增加商稅收入應該是恰當其時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員的反對，他們以爲這是捨本逐末之舉，將會破壞農業生產，使人爲惡的惡政。而過去一直被理學派打壓的事功學派，則對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們這一派繼承並發展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的一面，講究“功利之學”，認爲“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
加之事功學派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即只重農業、輕視工商的政策，且不純粹講究個人的心性修養的觀點，可以說與小皇帝的想法不謀而合，因而再此爭論不休的關鍵時刻，陛下選擇事功學派也就不足爲奇了。
王應麟也意識到小皇帝讓自己繼續留任，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於此。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風險，按照千年的傳統，君王的職責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兒出了亂子，責任在官吏，官吏有貪瀆腐敗的行爲，不能去責怪百姓。
本朝的儒士基於此學，常論“天下之亂系宰相”，也就是說出了差錯，責任在於相，而不在於皇帝。王應麟對此十分明白，大宋歷史上歷次革新盡皆失敗，即便有所改變，也並不完全，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場往往悽慘，雖不至於丟了性命，但身敗名裂，貶嫡致仕是免不了的。
王應麟看看似在閉目聽經的小皇帝，眼神卻逐漸堅毅起來，想想自己十九歲中進士，二十一歲在衢州任主簿，任官的同時勤於讀經史，三十四雖因文章優易和學問的廣博，考上最難的博學宏詞科，官至禮部尚書。而生不逢時，外有蒙元入侵，內有權臣丁大全、賈似道等主政，難展平生所學。
後來在臨安陷落之後，王應麟投奔遷往瓊州行朝，方得到重用，進而入相。想想自己如今已經六旬有餘，尚覺未能一展自己的才華，而今若是放過這個機會，也只能致仕還鄉。現下小皇帝勇於進取，立志革新，又意在挽留，自己又何惜此身，能夠爲國爲民做些事情也算不負此生……
不知何時，趙昺已經‘還魂’，他偷眼打量王應麟，見其一副釋然的表情，知其已經接受了自己的理念，決心追隨自己。再看謝枋得則是一臉平靜如初，並無什麼異狀，不過對於用其當年其實頗有爭議。
時有人稱，謝枋得曾有‘從道不從君’之語。在參加進士考試時受抑，他不從還鄉，可見他對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滿情緒。特別是太皇太后謝氏命令各地臣民降元的詔書時，謝枋得並不服從。後來謝枋得談到不遵太皇太后‘詔令’之事時，又曾言：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從中可見，其對皇帝並非只是無條件的忠誠。因此有人以爲不能對其予以重用，以免做出背君之事。
趙昺對此倒是不以爲然，畢竟他是來自現代社會，在那會兒當老闆的不仁不義，自己就可以義無反顧的辭職而去，甚至還可以舉報其一把偷稅漏稅，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自己雖然沒有‘背叛’老闆，可以將其剩下的物資私下都給賣了，只是自己沒有落到好處，還被困在船上了。
所以，趙昺覺得對其的‘忠君’態度可以一分爲二的看，當皇帝代表民族和國家利益時，他自然會報以無限忠誠。而當皇帝的旨義與其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時，他也不會無條件服從皇帝的命令，可這也可以說其中有着‘士爲知己者死’的意思。一旦他認同了自己的執政理念，便會報以無限忠誠，爲自己出生入死而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