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沒有人出面勸止呢？廣場上有那麼多人，爲什麼都袖手旁觀而不及時制止這場鬥毆呢？
26年後筆者曾無數次地問被採訪者，你們究竟是什麼心理？
他們中竟沒有一個人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不是迴避，不是麻木，而是不理解。這樣的問題還要問嗎？
完全沒有道德上的責任，似乎一切發生過的不僅極其自然，而且相當合理。於是，平平靜靜地看着它發生，無動於衷地看着流血和死亡的降臨。
最直爽的是一位北京某大學的副教授，他自稱目睹了兇殺的全過程。此公在講述這個過程時，興高采烈、眉飛色舞，污言穢語隨口而出，使人不由得不懷疑他那高級職稱的真實性。然而一旦談到兇殺事件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時，副教授的神情立刻嚴肅起來。
“無法勸止，”他說，“因爲這不是一般的打架鬥毆，甚至也不能簡單地歸類於仇殺。他們拼死爭奪的東西，是命運。”
命運？爲什麼？
“命運不僅具有可變性，而且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對它的爭奪只發生於同一類別的人之間。命運的可變性發生麻煩時，人們會奮起反抗社會的不公正，但直接可比性卻導致同類相殘……”副教授循循善誘地對我講述着命運的主題。
我無語。對命運這個概念，我一向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從不輕易涉足其中。
“因此，你只要找出袁一平和楊宏全之間的聯結點，也就找到了他們命運的分歧點，”副教授說，“你要注意，這個聯結點應該是形式和本質的完全統一。”
他們之聞當然有聯結點：他們是一個學校的同學，而且就在這天的上午，他們將要登上同一列火車奔赴山西雁北地區的農村插隊落戶。這就是說，在註銷了北京市的城市戶口以後，他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身份——北京插隊知識青年。但是，這難道能成爲殘酷毆鬥甚至是兇殺的理由嗎？
不幸的是，這個理由已經足夠了。
可是，他們從此不是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命運嗎？同是天涯淪落人，他們不是應該憂患與共、相扶相濟嗎？
應該？那麼這個社會將無法駕馭和統治。
副教授竭力以一種學者式的淡漠語氣回答我。但是透過他那副水晶眼鏡的鏡片，我還是從他的眼睛裡讀到了難以掩飾的傷感和冷酷。
另一位當年的目擊者，現在辭去公職蹬客運三輪車的仁兄也認爲無法勸止。採訪他的那天，他讓我坐在車上，拉着我沿着二環路整整走了兩圈，給我講了許多舊人往事。他說：“能夠阻止兇殺發生的人都不在現場，一個死了，另一個還在獄中。”
我知道他說的是周奉天和陳成。他們都是青年湖中學高二。七班的學生，又是當時全北京市有組織的黑社會集團的兩個最重要的首領。
他說，他們兩個人有一個在場，這件事就根本不會發生了。唉，人不是像傳聞的那麼壞。
說這番話時，他停住了車，久久地望着路邊成片的高樓大廈出神，似乎是第一次看見這些建築物似的。神情悽清、茫然。
“北京變了，完全變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