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的東西，對你都是有用的。你覺得那時候條件很苦，可誰知道今後會不會更苦。當時家庭條件優越一些的同學比我們好過，以後碰到更大的坎兒，我們挺得過去，他們可能就過不去了。所以我說，經歷對人來說，有時就是一筆財富。”
打開一扇門
當剛的昆明
拮据的求學時光
管理初體驗：當選伙食委員
恰同學少年
人生的波瀾都是趣聞樂事
確定了人生道路
1944年8月，褚時健肩扛着行李捲來到了祿豐車站，登上了開往昆明的火車。
他將成爲昆明富春中學初中一年級的學生。
坐在車廂裡，望着熟悉的山水一點點遠去，褚時健心裡有些惶惑。這個敢在南盤江中流擊水，敢在荒山嶺追逐獵物的少年，此時覺得心慌慌的，有些沒底了。
“我那一天都在發愁。從來沒有去過昆明，那是個多大的城市？聽說馬路一條接着一條，房子一棟連着一棟，連門面都相同，到時候怎麼找得着自己的學校？”好在手裡有站長寫的條子，還有親戚們告訴他的方法。褚時健說：“那時候雖然大家都窮，但是社會上騙人的很少，一個人出門也放心。下了車，我就叫了輛黃包車，直到黃包車把我拉到站長家，我的心才定下來。”
打開了一扇門
住了一夜，褚時健心裡的陌生感陡然消失了。一大早，他就告別了站長家，扛着行李到昆明大西門外的龍翔街實習工廠報到，這是學校通知新生集合的地點。
接待新生的老師告訴褚時健，先在這裡等着，一會兒到學校食堂去吃午飯。褚時健待不住，他看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就和接待的校工說了聲：“我出去看看，一會兒就回來。”說完就走出了實習工廠。
儘管早有思想準備，昆明的熱鬧繁華還是讓他吃了一驚。龍翔街在當時的西郊，始建於明初。它與文林街、青雲街相連，緊靠着明清兩朝的貢院，大概取“文人一旦中舉，則龍翔青雲”之義。那一帶有許多小街巷，四通八達。不過它們都有些相似，石柱腳、土基牆，當街的門面房都是木板門。三轉兩轉，褚時健迷路了。
“我出去的時候就沒有注意，結果找不到回來的路了。我說我就站在這裡，他們要找我可能會找得到，找不到只能餓肚子了。還好，學校裡的教工找來找去，終於找到我了。經過這次迷路，我有了一條經驗，去哪裡一定要記得標誌物，這樣容易找回來。”
褚時健一打聽，龍翔街離西南聯大不遠，出了門往北走就能到。安排好宿舍，他就到聯大去找堂哥褚時俊。
聯大還沒開學，不過學生大多數已經到校。褚時俊把他帶到了宿舍裡，向同學們介紹了自己的堂弟，他說：“我這個堂弟的本事大得很，別看他從小地方來，他的本事我都沒有。”
得到鼓勵的褚時健，真的在堂哥的同學面前露了一手。“堂哥他們都是聯大的學生，年紀要大些，晚上要打橋牌，誰輸了誰拿錢出來整東西吃，買點兒豬腳，再到學校外面別人家的菜地裡摘些小瓜、毛豆來，交給我。做飯我拿手，是在家時跟着我母親學的，她忙的時候就是我來做。我讓堂哥他們打着牌，我煮夜宵給他們吃。北方來的學生沒見過雲南的乳餅，我把從家鄉帶來的乳餅切威片煎了，端上桌去。一個北方來的同學不知這是什麼，連聲說雲南的蘿蔔太好吃了。”
堂哥說得沒錯，赴昆求學爲褚時健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當時的昆明
當時的昆明，聚集着大批學者、教授。北方名校遷居西南，本意即爲保存中華文化的精華和民族教育的實力。因此，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設有文、理、法商、工、師範五個學院、26個系，還有兩個專修科和一個選修班。在聯大工學院就讀的褚時俊，帶着堂弟參觀了自己的學校。雖說當時聯大的校舍多是土牆鐵皮頂，連磚木結構的都很少，但它的宏大、寬闊，還是給褚時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富春中學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後，褚時健聽從堂哥的意見，轉學到了當時在昆明很有名氣的龍淵中學。這時，他的名字也改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的名字就取了帶單立人的“健”字。
龍淵中學離城十來裡，在海源寺旁邊。這座建於元代的寺院依山而起，廟堂巍峨，香火鼎盛。當時，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也曾攜手同遊海源寺。龍淵中學的學生來自各地，雖比不上當時的聯大附中和南菁中學，但也是藏龍臥虎的名校。
褚時健進城時，就在堂哥那裡落腳。他曾經看過堂哥上課，對那時聯大的教學水平印象深刻。他說：“那時，聯大不光學校有名、教授有名，學生的水平也高。”有一次，褚時俊的考試題目是用圖紙組裝一個火車頭，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這種考試可以翻閱資料，整個火車頭的結構，全要用圖紙表示出來。上千個零件，先組成若干部分，如蒸汽部分、制動部分等等，然後將每一部分在圖紙上表示並組合起來，最後裝成一個火車頭。褚時健暗自懷疑，這麼多事情，一個星期能忙完嗎？可褚時俊就是在一個星期內完成了。褚時健說：“到最後，畫出來的圖紙是高高的一摞。這種考試方法培養出的工程師肯定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我想，後來的學校怕是沒有了。”
當時很多聯大的老師都在中學兼課，一來普及科學知識，二來掙一點兒講課費補貼家用。著名數學家閔嗣鶴就常到龍淵中學開設數學講座，頗受中學生的歡迎。褚時健數學成績不太好，他更喜歡聽文科的講座。聯大有一位姓俞的山東籍歷史教授，講課不帶書本，隨口講來，生動有趣，將歷史、地理知識融於實際，讓學生們感同身受，聽過就忘不了。一次他在講到山東歷史時，提到了萊陽桃如何鮮美多汁，“撕一個小口一嘬，一個桃子就剩一張皮了”，竟讓聽課的學生都流下了口水。
拮据的求學時光
從山村走到城市，最大的不同在於什麼都要用錢買。褚時健的學費靠沒日沒夜烤酒來掙取，身上哪有閒錢。誰承想，他偏偏就遇上了小偷，一個月的伙食費都被小偷偷走了。當時，他已經結識了一個要好的同學，叫普在興，正趕上這時候他家的錢也沒寄到。兩人湊到一起商量出了個辦法，一天吃一餐。好在那時學校放假，不用上課。兩人早上不起牀，一直躺到十一點半纔起來，走到正義路轉華山西路的路口處。那裡有一家吃包飯的小飯鋪，窮學生們經常光顧。
吃包飯的飯鋪，規矩是米飯管夠，菜只有一份，而且菜量不多。褚時健和普在興有辦法，先用辣椒麪和鹽巴拌飯，吃它四五碗，然後才用菜下飯，再吃個四五碗。這樣一頓飯下來，每人都是八九碗，別的食客看得目瞪口呆。這種吃法連褚時健自己都覺得難爲情，離開飯鋪後，他悄悄對普在興說：“都照我們這種吃法，飯鋪非倒閉不可。”
平日放假，褚時健最愛的就是打籃球，這活動耗費體力，現在也不敢打了。校舍裡其他同學都不在，他們倆正好牀對牀，兩人就躺在牀上聊天，一直聊到深夜。褚時健日後自嘲道：“其實餓着肚子睡覺，真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辦法。那個時候沒有電視機，電影也看不起，沒辦法，我們只好聊天，聊到第二天天亮。到了十一點半，我們兩個又去吃一回。”
這種狀況直到普在興家的錢寄來纔算結束。兩人吃一份，總比沒有強。
管理初體驗：當選伙食委員
抗戰後期，昆明物價一度高於全國，幣值劇貶，物價飛漲，物資匱乏。褚時健清楚地記得，物價漲得最快的那段時間，貨幣貶值貶到上午可以買一斤大米的錢，下午半斤米都買不到了。
窮學生的生活費不多，用起來處處捉襟見肘，對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學生來說，吃不飽飯是那時記憶最深的事情。褚時健說：“我當時總結出一個吃飯的方法，食堂開飯的時候要排着隊進去，我就爭取人少的時候先進去，進去以後我只打半碗飯，別人打滿滿一碗，還沒吃到嘴，我這半碗已經兩三下扒完了，再去滿滿打一碗，這就等於他們每頓吃一碗，我可以吃到一碗半。那個時候就養成了這個習慣，直到現在，我吃飯都比別人快。”
1944年冬日的一天，堂哥領着他到學校附近小巷裡的一間小屋去拜訪聞一多先生。小屋裡，聞先生正在昏暗的燈下刻章。褚時健和堂哥一起聽過聞一多先生講課。他萬萬想不到，聞先生住的地方這麼簡陋。
從聞先生家出來後，堂哥告訴他，你看見外面掛的“聞一多治印”的招牌了嗎？聞先生是金石名家，放到過去，他的刻章求都求不到，現在昆明的物價這麼高，先生一月的工資不夠八口之家的衣食開銷，他是用自己的金石篆刻之技，賺一點兒生活費。
褚時健後來知道，其實不只聞先生，很多大學者、名教授，在昆明的生活都遠不能和當初在北平、天津時相比，但他們坦然面對，用各種方法渡過難關。這種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的風範，讓他敬佩不已。褚時健想，教授們尚且如此，年輕人又有什麼過不去的坎兒呢？
當時龍淵中學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學生管理。買東西、記賬都是學生負責，這個負責的學生叫伙食委員，伙食委員是由學生選舉的。校方的事務主任把收到的伙食費交給伙食委員，買米買菜等一切事項，就由他來安排。
同學們很快就發現了褚時健精於計劃、行動果斷的特點，選他當了伙食委員。
褚時健說：“大家選了我，我就要負責任，要把食堂辦好，這纔是我的性格。”他認爲，要想管好伙食，關鍵是買米買菜，買得價廉物美，伙食就能辦好。而要想價廉物美，先得搞市場調查，摸摸行情。
那時，有些米店頭天晚上給大米加點兒水，這種潮米稱起來重，但煮飯就煮不漲。還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騙顧客，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來又白又亮，但淘米時白石粉一洗就掉，出飯量就打了折扣。褚時健從小練就的生活技巧此時發揮了作用，這些伎倆瞞不過他。他抓點兒米一看，就知道千得是否透；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沒有回過水；用手一搓，就曉得加沒加石粉。幾天工夫，就連市區哪個集市的菜便宜，哪個小販的秤準不欺客，他都摸了個一清二楚。
“老師把錢交給我，我把錢數數，一路小跑到車站。從那裡進城，趕到米店，先把米買了，不跑快點兒，米價漲了，伙食費就不夠開銷了。再一個就是買小菜，過去是炊事員買，他是個四川人，會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平明顯和花的錢不符。我們自己買，一分錢不差，還買得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當伙食委員的時候，大家的肚子可以放開吃。”初中三年，褚時健多次當選伙食委員。他評價自己：“同學們還是認可我這個伙食委員的，要不然，我一個初中生怎麼會管全校的食堂呢？”
“不過，我們也佔點兒小便宜。星期六晚上，昆明的同學都回家了，我們外縣的人不多，就三四個。星期六下午打打籃球，肚子很餓，食堂的鑰匙我拿着，我們就開門進去吃冷飯。幾個同學，每人用大碗滿滿地摁一碗，買點兒辣椒炒炒豆豉，一小碗豆豉下飯，就吃了好幾碗飯。”
恰同學少年
褚時健這樣回憶自己的學生時代。
“學生嘛，學業總是第一，初中時我基本是一個合格的學生，除了上課認真聽講，還會去圖書室看書，到聯大去旁聽。記得那時昆明的冬天很冷，還下了雪，我們就站在雪地裡背英語單詞，一副天將降大任、先勞其筋骨的派頭。”
“學校每星期六中午就放假，週日有一整天的時間，我和普在興通常就留在學校，打一下午的籃球。沒錢洗澡，就在學校外農田的小水溝裡洗。那時候菜田裡的水很乾淨，水溝有四五十釐米深，擦擦洗洗都可以。”
“我們那個時候都熱衷於強身健體，游泳、跑步、爬山都是我的長項。我從小遊泳、打獵，臂力發達，單槓雙槓都行，加上身體靈活，雖說個子不太高，仍然當上了校籃球隊的前鋒。”
一次，龍淵中學和城裡的南菁中學打比賽。南菁中學是當時昆明數一數二的學校，很多學生是官員、教師和有錢人家的子弟，氣勢上就壓了龍淵中學一頭。不過，褚時健他們並不怕對手，學校間的友誼賽，比的是技術不是名氣。不知爲什麼，比到一半雙方發生了衝突。學生們都是血氣方剛、不知退讓的年紀，眼看要出大事。褚時健所在的班裡有個同學是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的兒子，這支軍隊當時就駐守在海源寺。不曉得第五軍的人怎麼知道了球場上的糾紛，開着美國吉普飛快地衝進賽場，呼啦啦跳下來一個排的士兵。對方一看要吃虧，退了一步，這場風波纔算平息。
褚時健說：“不過，這些軍政要員的孩子，平時在學校裡不顯山不露水，在食堂和我們一樣排隊吃飯，打了飯一樣蹲在地上吃，大家相處得很平和。這和當時昆明的局勢和環境也有很大關係。那個時候，小小昆明聚集了各路神仙高人，我覺得多虧了昆明人的淳樸友善，造就了一個很包容的社會環境。”
當時的中學，男生女生交往很少，褚時健和班上的女生幾乎沒有交談過。只有一位女同學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是一個長相與衆不同的女孩子，他叫她“小洋姑娘”。
“我主要是好奇，這個小洋人是從哪裡來的。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國民黨空軍英雄高志航的女兒，叫高友良。那個時候，她父親已經爲國捐軀，不過**還給她們生活方面的一些照顧。大家知道她是空軍英雄的女兒，對她也很尊重。我們這些學生不管什麼出身、什麼信仰，對爲國家、爲民族建立了功勳的人都有一份尊重。”
聽說她還健在，住在臺灣，褚時健很真誠地表示：“哦，算算有70年了，當年的同學基本上都沒有消息了，希望她有機會到我的果園做客。”
人生的波瀾都是趣聞樂事
抗戰期間，昆明多次遭到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那時昆明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百姓三天兩頭跑警報，搞得人心惶惶。這一情況直到飛虎隊進駐昆明後，纔有了改變。飛虎隊進駐昆明後，升空作戰，轟炸昆明的日本飛機遭到了迎頭痛擊。幾個回合下來，日本飛機轟炸的次數明顯減少。美國對日宣戰後，羅斯福總統宣佈將飛虎隊改組爲美國空軍第23大隊，任命陳納德爲大隊長，並繼續增添飛機和人員前來中國，又擴大爲第14航空隊。
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和中美聯合航空隊開闢的駝峰航線成爲中國戰區作戰和運輸的主要空中通道，在雲南建有十幾個機場。美國援助的物資和美國大兵都讓昆明人開了眼，老老少少一見美軍便蹺起大拇指說道：“老美，頂好！”
離龍淵中學不遠就有個美國空軍的基地，美國空軍的車經常從校門口的公路上駛過。和當時的老百姓一樣，學生們都拿美國大兵當自己人，星期天進城，時常等在校門口，碰上空車就招手搭車。美國軍車一般都樂意停車，載這些中國學生一段。學校的事務主任和美軍基地的司務長認識，有時候還把褚時健他們帶進基地吃頓牛排，稱爲“開洋葷”。褚時健覺得，美國人很好相處，開朗友善。直到現在，他仍然說：“我喜歡和美國人打交道。”
不知是該感慨歲月無情還是有情，時隔70年，經歷過太多人生波折坎坷之後，戰亂時期的校園生活，在褚時健口中竟都是趣聞樂事。
對於筆者的感慨，褚時健有自己的看法，他甚至這樣總結：“經歷過的東西，對你都是有用的。你覺得那時候條件很苦，可誰知道今後會不會更苦。當時家庭條件優越一些的同學比我們好過，以後碰到更大的坎兒，我們挺得過去，他們可能就過不去了。所以我說，經歷對人來說，有時就是一筆財富。”
確定了人生道路
抗戰勝利了，人們卻並沒有等來期盼的太平日子。飽受苦難的民衆對**產生了強烈的信任危機，學生運動如火如荼。
褚時俊這時已經成了一名共產黨人，他相信僅靠科技文化並不能救這個衰微民族於水火，只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在堂哥的影響下，褚時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時仁、褚時傑都參加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進步學生運動。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幾所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行時事討論晚會。吳晗、周新民、聞一多參加了討論會，錢端升、伍啓元、費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聯合**等問題做了講演。
這天會場裡有五六幹學生，褚時俊和褚時健兄弟也坐在會場中。講演正進行時，突然傳來了槍聲，國民黨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軍邱清泉部包圍了會場。軍人們先用***對空射擊，以示警告，隨後，特務們衝進會場來搗亂，現場一片混亂。
1946年，西南聯大開始分批北歸，堂哥褚時俊也要走了，他將回到清華大學完成自己的學業。褚時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時仁一起，到車站爲大哥送行。大哥雖然走了，但他已經把年輕的兄弟褚時健、褚時仁和褚時傑帶上了一條充滿艱辛的道路。他相信，他們必將完成從進步學生向革命者的轉變。
那時的昆明，並沒有因聯大的撤離而平靜，學生運動風起雲涌，一張書桌已安放不了年輕學子怦怦跳動的心臟了。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慘遭暗殺。
7月15日，聞一多先生在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上，面對國民黨特務，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他說：“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學生爲了反對內戰，遭受屠殺，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獻出了他們最寶貴的生命！現在李先生爲了爭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動派的暗殺，我們驕傲一點說，這算是像我這樣大年紀的一代，我們的老戰友，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這兩樁事發生在昆明，這算是昆明無限的光榮！”
聞一多在《最後一次的講演》中留下了這樣的話：“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是爭取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
當天下午，聞先生在回家途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一二·一”事件和“李、聞”事件，暴露了國民黨**血腥殘暴的一面。褚時健和當時的進步青年一樣，並沒有感到害怕，他只是更加明白，爭取民主可能會付出血的代價。
“可以說，我的人生道路那個時候就確定了，就是幹革命，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我參加了青年團，嘁着‘打倒蔣介石，大家有飯吃’‘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獨裁’的口號整天上街遊行，鬧**、鬧革命。1947年，我考上了高中，不過我根本就沒有上學。我覺得，在那種時局下，我已經沒有了讀書的心情。”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特務盯上的消息後，褚時健悄然離開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