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1957年那場運動，肘光造就的大概會是領導幹部褚時健，而不是一個全國聞名的企業家褚時健了。很多年之後，當人們開始反思所經歷的一切，開始從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運時，有人這麼評價他：這是一個悲劇人物，因爲他有成爲悲劇人物的性格特徵，性格即命運。
代號“黑貓”
神槍手：在戰鬥中成長
二哥褚時仁犧牲了
非黨員的指導員
徵糧組組長
平衡利益，亂來解決不了問題
弟弟褚時候被殺害
談徵糧經驗：果真有一套辦法
新區長上任
辦事都要講情理
“不適合”談戀愛
遇見人生伴侶——馬靜芬
成家：一樣的婚姻，不一樣的生活
疑惑：“脫軌”的前兆
山雨欲來風滿樓：不祥的預感
後院滅火，前廳失火
“列車”脫軌：最後的“右派”
這一年，祿豐車站小學有了一位水性極好、膚色黝黑、眼睛炯炯有神的青年教師，他就是褚時健。
似乎回到了原點，褚時健不由得想起自己上學時那幾位傳播民主思想的地下黨老師，如今他和他們走上了同一條道路。
代號“黑貓”
天將破曉，新中國即將誕生。中國人民解放軍打響了規模宏大的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在雲南堅持武裝鬥爭的地方游擊隊，組成了一支主力部隊——雲南人民討蔣自救軍，和國民黨的部隊打起了游擊戰。討蔣自救軍第14團在彌勒、師宗、瀘西、華寧一帶南盤江北岸活動，這一片被稱爲盤北區。
除了教學之外，褚時健的另一個身份是共產黨的情報員。和他一起從事秘密工作的，還有他的堂兄褚時仁、堂弟褚時傑，以及他的學長，堂兄的好友周兆雄。
當時國民黨部隊在滇中、滇南的調動，很大程度上依靠鐵路。褚時健所在的祿豐車站有着得天獨厚的條件，他每天觀察記錄鐵路運輸的情況，一有兵源和軍用物資通過的情報，他就及時送到部隊手中。由於膽大心細，褚時健每次都能順利完成任務，他有了一個代號——“黑貓”。
1949年初，地下組織得到一份情報，由於叛徒出賣，敵人已經搞到了祿豐車站一帶地下黨員的名單，這個名單中就有褚家三兄弟。
褚時健清楚地記得，那是春節前夜。他接到命令，當晚，討蔣自救軍第14團的人員要從矣則渡江，到華寧縣西山開闢根據地。趁着夜色，褚時健用一條小船將部隊的同志運過了江。執行完任務，他剛回到家，周兆雄急匆匆趕來通知，國民黨13軍的人馬上就要到了，組織上讓他立刻轉移，和已經先期離開的褚時仁、褚時傑會合，到西山找部隊去。
褚時健來不及收拾東西，和母親匆匆告別，從後花園翻牆而出，消失在後山叢林中。
三兄弟一起到部隊，這在當時很少見。其實，就連褚時健的弟弟，18歲的褚時候，這時也參加了地下工作，只是因爲年齡小，沒有暴露，留在了家裡。
神槍手：在戰鬥中成長
自救軍的部隊編制並不完整，一些稱呼也談不上規範。成員主要是農民，大致來源分爲四個部分：一是一直堅持革命鬥爭的老游擊隊員，二是南盤江地區的受苦農民，三是投身革命的進步學生，四是起義的國民黨士兵和收編的土匪民團。成分複雜，素質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這就是都希望推翻日世界，建立一個老百姓當家做主的新中國。
褚家兄弟在這支成分複雜的部隊裡顯得很不一般，他們都有文化，參加過學生運動，有一定的鬥爭經驗，又是農家子弟，能吃苦，不怕累。褚時仁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就參加了共產黨，被任命爲二支隊7連的指導員；褚時健在9連任排服務員，大抵相當於代理排長；褚時傑在8連當戰士。
說是主力部隊，實際上自救軍的底子還是游擊隊，實力無法和國民黨的正規部隊抗衡。因此，部隊採用游擊戰術，一直在彌勒、陸良、師宗一帶的大山裡轉戰。這一地區的共產黨地方政權還處於地下狀態，實際上部隊沒有一塊可供休養生息的根據地。沒有固定駐地，沒有糧食供給，部隊的條件十分艱苦。用褚時健的話說：“洋芋、刀豆半個月半個月地吃，一粒米都沒有，更別說油水了。”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打了退堂鼓，還有人開了小差。褚家兄弟沒有動搖，在隊伍中站住了腳，紮下了根。
部隊要打仗，對新入伍的學生兵進行了短期的射擊訓練。打槍，褚時健毫不陌生。他從小就跟着大人上山打獵，家裡的捷克造步槍用得得心應手。不過，他仍然十分認真，光瞄準就練了半個月。這一來，褚時健的槍法就勝人一籌了，成了連裡的神槍手。
這個本事跟了他一輩子。在被劃爲“右派”的日子裡，在哀牢山，他有一槍射殺兩隻麂子的故事；80歲時，在玉溪駐軍靶場比試，現役的團長敗給了他。
1949年5月，經中央批准，雲南人民討蔣自救軍第一縱隊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第二支隊”，正式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序列。這時，部隊的武器裝備狀況開始好轉，連隊配發了輕機槍，褚時健也有了一支79式步槍。
二哥褚時仁犧牲了
褚家兄弟所在的二支隊裡的彝族人很多，在褚時健的記憶中，他和戰士們相處得很好，和大家都談得來，別人也沒把他當作省城來的學生兵看待。褚時健的連長是一個戰鬥經驗豐富的老兵，名叫李國真。他曾在雲南省主席龍雲的警衛旅當過連長，後解甲歸田回到了老家路南圭山。當地組建游擊隊時，他又一次扛起了槍，成爲共產黨隊伍裡的連長。
李連長是從槍林彈雨中摸爬滾打出來的老兵，作戰經驗十分豐富。一開始，他發現褚時健槍法好、肯吃苦、軍事素質不錯，以爲他上過軍校，一問才知道，這是個剛投奔隊伍的學生娃娃，不由得有些驚訝。
10月間，二支隊14團3營在陸良縣馬街鎮和國民黨的武裝徵稅隊打了一仗，擔任突擊任務的是褚時仁所在的7連。7連從趙官壩突襲馬街，打了敵人一個冷不防。3營火速佔領了馬街，抓獲了24名俘虜。
這一次勝利讓3營士氣大振，也驚動了國民黨481團。就在3營慶祝勝利、召開羣衆大會的時候，481團趕到馬街，對3營形成了包圍。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3營沒有發現敵人的行動，當晚就在馬街安營紮寨。
第二天清晨，直到部隊準備出發時，哨兵才發現村前的道路已經被敵人封鎖。此時，敵人在村口架設的輕重機槍也打響了。硬闖不行，經驗豐富的9連連長李國真立刻帶人偵察地形，在村後發現了一條小路，敵人的佈防薄弱。他馬上調來機槍開路，打開了一個缺口，部隊由此殺出了重圍。
這一天直到深夜，轉移到安全地帶的部隊才埋鍋造飯，準備休整。此時，在8連當戰士的褚時傑急匆匆找到了堂哥褚時健，告訴他褚時仁沒有突圍出來。
褚時健知道，二哥一直在打擺子，身體不好，這次7連擔任突擊任務，突圍並掩護部隊撤退，連續作戰，只怕是吃不消掉了隊。褚時健叫了一個班的戰士，跟褚時傑一起，沿着突圍路線一路尋找。第二天天亮時，碰到7連最後撤出的戰士，從他們口中，褚時健得知，留下來掩護部隊撤退時，二哥褚時仁中了敵人的機槍子彈，已經犧牲了。
褚時仁是褚家兄弟中第一個爲革命獻出生命的人，時年24歲。多年以後，褚時健說：“我堂哥是師範畢業的，他不像我，我黑，他白，我瘦，他胖。其實他是個文靜的人，並不喜歡舞刀弄槍。”
因爲當時情況不允許，褚時仁的遺體是他的未婚妻周蘭仙和她的哥哥周兆雄事後專程到馬街找到的。
非黨員的指導員
馬街戰鬥結束後，打仗勇敢機智的褚時健當上了邊縱二支隊14團9連的指導員。當時，他只是一名青年團員。團員當指導員，恐怕只能是那個特定時期的產物。部隊急需幹部，而褚時健這個早就參加革命工作的人，竟然不知道入黨才能提幹，連入黨申請書都沒有寫。
褚時健回憶：“當時是李連長提出來的，他認爲我雖然是個年輕學生，但會待人處世，會做思想工作，打仗還不怕死，所以向上面提出讓我去給他當指導員。我說，自己連共產黨員都不是，當指導員不合適。他說，不怕，你先當着，入黨好辦。就報上去了。後來打仗緊張，大家都沒有時間管這種事，我也覺得，入不入無所謂，只要是幹革命工作就行。”
11月，邊縱13、14團在路南縣圭山區大水塘與國民黨481團打了一仗。褚時健所在的3營擔任警戒任務。雙方擺開陣勢，但誰都沒打第一槍，呈對峙態勢。連長李國真安排戰士們守前沿陣地，大家可以輪流休息。
褚時健一見有空閒，帶上連隊的一個麻子勤務兵和幾個要換崗的戰士一起到村後小學校打籃球。中午剛打算吃飯，一發追擊炮彈不知從哪裡飛來，帶着嘯音落在了他們身邊。麻子勤務兵是個老兵，衆人還沒明白怎麼回事兒，只見他飛起一腳，炮彈落在了土埂後，爆炸了。這一腳救了大家的命，可也把帶來的乾糧踢飛了。眼見吃不成飯，褚時健說：“不吃了，走，上陣地。”
爬上陣地後，褚時健心裡有些疑惑：“不對呀，咋個靜悄悄的，什麼動靜都沒有？”雖說當兵時間不長，但褚時健打起仗來有種天生的直覺。他馬上摸到陣地後的箐溝去察看情況。這一看，他大吃一驚，45度角的溝裡有一片穿着黃色軍服的敵人，離陣地不過四五十米。來不及多想，褚時健示意身邊的戰士掏出身上所有的手**，照着溝裡甩了下去。敵人在溝裡，因而這幾顆手**顯得威力很大。見偷襲不成，敵人丟下幾具屍體，撤走了。
戰鬥結束後，老連長聽戰士們講了整個戰鬥過程，對這個學生兵更是刮目相看。對這個比自己年長一半的老連長，褚時健也十分欽佩。他覺得，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中，尤其是一支新組建的隊伍裡，一個經驗豐富的連長能教給人的東西比軍事學校的教官還多。
四十多年後，褚時健回到了當年戰鬥的地方。站在金燦燦的油菜花地裡，他想起了堂哥，想起了老連長，想起了麻子老兵……他們都已成了故人，只有山水依舊。
徵糧組組長
1949年12月9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在昆明五華山光復樓宣佈雲南起義。促成這次起義的原因很多：解放大軍揮師南下，中共中央的積極籌劃，蔣介石的緊緊相逼。不管怎麼說，起義爲雲南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遠在北京城的毛**、朱德即刻發出賀電：“昆明盧漢主席勳鑑：佳電誦悉，甚爲欣慰，雲南宣佈脫離國民黨反動**，服從中央人民**，加速西南解放戰爭之進展，必爲全國人民所歡迎。”
1950年2月20日中午1點，陳賡、宋任窮、周保中等將軍率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部隊進入昆明。20萬昆明市民載歌載舞迎接這個歷史時刻，鞭炮鑼鼓聲中，人們高喊着：“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昆明城大街小巷插滿了五星紅旗。
在部隊乘火車到達宜良沿線時，褚時健正在宜良爲迎接大部隊奔忙。當時在雲南堅持武裝鬥爭的部隊進行了整編，褚時健被分配到宜良縣工作，離開了部隊。
陳賡兵團10萬大軍入滇，加上將從雲南西行入川進藏的部隊、起義部隊、雲南原有的地方部隊兩萬餘人，近40萬兵馬的糧秣供給，成了新政權必須面對的一大難題。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宋任窮在大會上說，40萬人的吃飯是個大問題，要從3月起，用4-6個月時間，把10億斤公糧和稅拿出來，把人民幣發下去，這樣就好辦了。
雲南各地的幹部開始了頗爲艱難的徵糧工作。剛分配到宜良縣工作的褚時健，成了南羊街鄉墩子村的徵糧組組長。
平衡利益，亂來解決不了問題
這次徵糧被老百姓稱爲“二次徵糧”。這一叫法不無道理，因爲**已經向百姓徵收過當年的糧稅，百姓不管政權變更，他們只覺得一年應該就交一次糧。當時省委下達的全省新徵的公糧數爲7-8億斤，對剛剛迎來解放的雲南民衆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雲南和平解放，各種勢力的角逐如高原江流，表面波瀾不驚，底下暗流洶涌。當時的地方政權主要由部隊接管。雲南不是老解放區，對民衆的教化還沒有開展，可以說，羣衆基礎比較薄弱。
可幾十萬大軍等着口糧，徵糧刻不容緩，部隊服務團的人員也加入徵糧的隊伍裡。這些人在徵糧工作上存在先天的缺陷：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不熟悉當地情況，語言不通，和農民談不到一塊兒，用部隊的模式處理農村工作，方法簡單粗暴。還有些人看不起雲南本地的幹部，認爲自己覺悟高、黨性強，遇事不徵求他們的意見。
當時的徵糧方案由上面決定，任務逐級分配，一直到村到戶，農戶田多的多出，田少的少出，說白了，重點是有田有地的富裕戶。說是富裕戶，並非全是大地主，不過家境稍好些，存糧也有限。加上徵糧幹部對政策的把握有差異，羣衆基礎薄弱的部分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反徵糧舉動。
徵糧開始不過三個月，雲南全省發生大大小小的動亂就達到幾百起，參與人數達到了幾萬人。小規模的行動就是干擾徵糧，製造百姓與**的矛盾；大規模的就形成了暴動武裝，攻佔**機構，搶走公糧，殺害徵糧幹部。在一些地方，每徵收一萬斤糧，就有一位徵糧幹部慘遭殺害。春天開始的徵糧工作，到了初夏就發展成了對暴動分子的武裝鎮壓。
雲南省軍區司令員陳賡將軍在會議上提出這樣的問題：老百姓稱我們是共產黨派來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當着幾十萬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殺人放火，這究竟是爲什麼？
褚時健當時只是個小小的徵糧組組長，他無法回答這個大大的“爲什麼”，可他心裡很清楚，黨交給的任務一定要完成。怎麼完成，腦子要有辦法，辦事要有章法，亂來解決不了問題。
褚時健認爲，徵糧最關鍵的是確定每戶交多少糧，有多少田，是什麼樣的田，單產有多少。扣除每家的人頭糧，餘下的才能交爲公糧，搞不清，你就收不上糧，收少了，完不成任務；收多了，農民根本交不起，這不就產生對抗了嗎？又黑又瘦的褚時健挨家挨戶摸情況，和農戶們聊得很熱絡。農民喜歡這樣的幹部，有什麼也不藏着掖着，談天說地間，褚時健心裡有了數。村裡的幹部對褚時健說：“你樣樣都搞清楚了，我們糊弄不了你，你說多少就算多少。”就這樣，褚時健的第一次徵糧任務很快就完成了。
弟弟褚時候被殺害
和褚時健所處的環境一樣，他的家鄉華寧縣也處在徵糧引發的動亂中。當時，西南服務團一名姓朱的幹部，分配在糯祿鄉（原祿豐鄉）徵糧。糯祿鄉的**主席正是褚時健的好友周兆雄。這位姓朱的幹部是南京人，大高個兒，工作熱情很高，就是不注意方法。徵糧過程中，他動用武力，此舉激怒了本來就對徵糧心存不滿的人。當地的民兵隊長黃慶華造反了，他和江對面的叛匪聯合，偷襲了鄉**。周兆雄身負重傷，而這位姓朱的幹部則被黃慶華拉走，最後被襲身亡。
情況緊急，周兆雄派褚時健的弟弟褚時候進城求援，報告鄉**被襲、槍支彈藥被搶的情況。19歲的褚時候當時在滇越鐵路跨江大橋大花橋警衛班當戰士，這段時間正好抽到徵糧隊工作。他裝作撿糞的農民躲過了叛匪，找到了縣**。當時華寧全縣的局勢嚴峻，縣裡抽不出入力馳援糯祿，只好指示周兆雄等人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先隱蔽起來，等待解放軍剿匪部隊救援。
褚時候返回糯祿鄉，向周兆雄轉達了上級的意見。周兆雄看鄉里也不安全，讓褚時候也出去避一避，褚時候決定返回自己所在的大花橋警衛班。臨別時，周兆雄一再叮囑他要注意安全，多個心眼兒，情況不對的話就趕快到鄉里來。
褚時候並不知道，警衛班的班長已經決定參加叛亂了，據說是因爲他的父母在鄉下被人捆起來索要公糧。他這一回去，等於落在了叛匪手裡。他昔日的戰友把他五花大綁起來，逼他參加暴動。褚時候只有一句話：“我的幾個哥哥都是共產黨員，我絕不當叛匪。”
“我絕不當叛匪”成了褚時候留給親人最後的話。當天晚上，警衛班參加暴動的人員帶着褚時候和另一個不願參加叛亂的戰士一起沿鐵路撤退，準備到西山和暴動的土匪會合。此時，解放軍的護路部隊已經發現了匪情，一路追蹤而來。叛匪逃到大橋上，過了橋就要爬山了。他們覺得帶着褚時候不方便，便把五花大綁的褚時候從幾十米高的糯租大橋上扔進了南盤江。知道褚時候水性好，叛匪還殘忍地砍斷了他的手和腳。
褚時健回憶：“那是1950年7月份，我記得當時南盤江漲水，水大得不得了，他那時剛剛19歲……現在玉溪東風水庫烈士紀念碑上，還刻着褚時候的名字。”
當天晚上，殺害褚時候的叛匪就被剿匪部隊殲滅了。周兆雄得到了褚時候犧牲的消息，他不敢告訴聞訊趕來尋找兒子的褚王氏，只是託人帶信，讓褚時健趕快回來。
悲痛欲絕的褚王氏知道兒子是從鐵橋上被扔進了江裡，她站在高高的鐵橋上，向着江流一遍遍呼喊着兒子的名字。
沒找到兒子的遺體，母親不相信兒子已經離開，她沿着南盤江邊一路尋找，一直走了很遠。
褚時健回憶：“我媽媽沿着江邊尋找，一直找到開遠這些地方。這條江是從曲靖發源的，從我們這裡下去，一直到開遠，又向北轉過來，到師宗、羅平，又繞回來，纔出百色，從廣西流到廣東。雨季水最大，到哪裡去找？所以小弟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
談徵糧經驗：果真有一套辦法
兒子的慘死將這個操勞半生的母親徹底打垮了。見到匆匆趕回來的大兒子褚時健，母親的眼神裡流露出的只有疲憊和悲傷。面對憔悴的母親，褚時健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話語。
當時的形勢由不得褚時健待在家裡，徵糧任務如泰山壓頂。華寧縣的負責人聽說褚時健在宜良的徵糧工作進展順利，要求他留在華寧負責一個區的徵糧，並告訴他：“組織關係我們去給你辦。”褚時健馬不停蹄地趕到了新的工作地點，他說：“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幹工作，一點兒也不會講條件。”
褚時健搞徵糧，果真是有一套辦法。他和隊員們說：“徵糧首先要確定每家該交多少公糧，田地就在那兒，走不了，拿尺子拉着一量就出來了。所以關鍵是要確定畝產是多少。”隊員們反映，農戶不講道理，你要他們自己講，他們說每畝只收300斤。褚時健笑笑：“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農戶的脾氣我摸得清，我來和他們談。”
褚時健和農戶怎麼談呢，隊員們很好奇。褚時健對農戶說：“你說一畝只收300斤糧，你哄人是哄不過去的，我種過地，我知道，你們這個田，八九百斤糧應該收得到。”
見農戶不反駁，褚時健接着說：“如果我給你定900斤，可能你們的口糧就緊了，要餓肚子；定600斤，那麼我的任務完成不了。我給你們定成700斤，你們的口糧綽綽有餘，我們的徵糧任務也可以完成，這個情理上說得通。你們看怎麼樣？”
農戶一聽，覺得這個標準定得合理合情，同意了。到了規定交糧的時間，農民把糧食都交了上來，褚時健小組的徵糧任務又一次順利完成。
縣裡的領導聽說別的組還不知道糧食在哪裡，褚時健小組的糧就已經入庫，就讓他給大家談談經驗。
褚時健結合實際，講得有聲有色：“做羣衆工作，要講得出道理來，你說徵糧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來說，他的肚子更重要。我們要完成我們的任務，他要保證他的肚子不餓。他要拼命地報低，你要拼命地爭高，僵持着，只會把事情搞僵，朱同志的事情就是個教訓。我說，我們做工作不能這樣，雙方協商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各方的需求要平衡一下，單顧我不行，單顧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纔好接受。”
“共產黨的反對者是存在的，但農民不是**的對頭，不要逼他們。我們打游擊，沒有當地老百姓的幫助，我們也活不下來。做事情要講個情理，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對大家都有好處，事情才能辦成。比如說，老解放區已經搞了‘土改’，農民分田分地，這是基礎，用土地爭取了農民的支持，農民要保衛勝利成果，這纔會有推着小車送軍糧的事情。你們大家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
據褚時健回憶，縣裡有關領導採納了他的意見，各地徵糧組的工作方法有所調整。指標定高的壓了下來，農民接受了，全縣的任務也完成了。
就在這時，褚王氏因背上的毒瘡發作，離開了人世，時年47歲。
新區長上任
褚時健正在爲剛拉開帷幕的“清匪反霸”工作沒日沒夜地忙碌，突然得到母親去世的噩耗，他像當頭捱了一棍，眼前一片漆黑。要知道，母親的離世和弟弟的犧牲，僅僅相隔了幾個月時間。
等他趕回家時，母親已被舅舅家草草埋葬。妹妹時英和小弟時佐暫時寄居在舅媽家。
組織上決定把他調回青龍區工作，一來青龍區需要褚時健這樣既有能力又有實際鬥爭經驗的青年幹部，二來他可以照顧成爲孤兒的弟弟妹妹。
褚時健到舅媽家接弟弟妹妹，決定自己撫養他們。在舅媽家，他遇見了王蘭芬。幾年工夫，小表妹已經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上過學，此時也參加了工作。
妹妹褚時英告訴他，母親臨終前還牽掛着大兒子的終身大事。聽到褚時英的話，褚時健扭頭看了看錶妹，王蘭芬低着頭走進了裡屋。雖然雙方父母都希望兩人走到一起，但兩個年輕人心裡明白，這輩子他們註定只是有着血緣關係的兄妹。
弟弟妹妹雖然住到了區委，褚時健卻沒有工夫管他們，他買好了飯票交給稍大一點兒的時英，此後，就由她帶着弟弟，到食堂打飯、到學校上課、回家做作業。褚時健的全部熱情和時間，都用在了交給他的一件件任務上。
“1950年是徵糧。1951年完成徵糧以後，就開始‘減租退押’，到1952年就搞‘土改’了。就是這個時候，我調到了盤西區當區長。”
辦事都要講情理
說起來，新中國剛剛成立的那幾年，被稱爲“天翻地覆”是名副其實的。過往的一切都被顛覆，包括價值觀和認識論。面臨種種變化，人人都在努力適應，生怕被洪流衝到岸邊，成爲被革命的對象，褚時健也不例外。他家有三畝好田、十幾畝薄地，雖說生活不富裕，連自己上學的費用都要靠假期烤酒來賺取，但比起沒有地的農民，明顯又好很多。定成分的時候，客觀點兒是富農，搞不好還定個地主。褚時健把弟妹們帶出來時，除了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什麼都沒拿，圖個清白。
褚時健這麼做並非沒有道理，在已經開始的“減租退押”和緊隨其後的“土改”運動中，政策執行者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鬥爭的形式。鬥爭極端的地方，吊人、沉塘、假槍斃……都出現過。
褚時健帶領的工作組有四十多號人，其中有一個叫張貴仲的隊員，是個“二桿子”。羣衆揭發說一戶地主家有一百兩黃金，他不調查，立馬就逼地主交出來。地主喊冤說：“我哪裡有這麼多金子，我這一輩子都沒見過一百兩金子。”張貴仲不信，非逼着地主交，領着地主去山洞裡找藏起來的寶貝。地主沒有，就想跳山洞求死。沒承想跳下去沒有死，又被工作組抓住。晚上，張貴仲把地主捆在柱子上，拿了一扇農民磨面的石磨吊在他的脖子上。張貴仲說：“明天早上我來看，再不認，我就槍斃你。”第二天早上，一打開門，那個老頭精神抖擻地說：“謝謝共產黨了，我一輩子還沒有掛過這麼大的牌牌。”張貴仲急了，又拉出去假槍斃。這樣搞來搞去，地主也不怕了：“大不了就是個死，你們什麼都拿不到。”
聽說了這個情況，褚時健皺起了眉頭。他知道，在當時的那種形勢下，人們往往喜歡把事情搞過火，認爲這樣就是黨性強、覺悟高，生怕人家說自己同情地主。褚時健對張貴仲說：“實事求是地講，他有一萬塊錢，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錯了。但是他有一萬，你要他交十萬，他拿什麼交？一百兩黃金，像這樣的鄉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們這種做法搞過火了。過火的後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對我們的人會更多。”褚時健找這個地主談話：“你說沒有一百兩，我相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出多少，你自己說。”後來，這個地主交了十兩。
褚時健說：“我們那個時候，對黨是五體投地地信服。當時的政策就是要地主交出浮財，交出多餘的土地，這是政策，我們不能質疑。只是在具體工作中，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覺得任何時候都不能過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飯，他也要有土地嘛，也要發新地契，讓他們自食其力纔對。我們打破舊世界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不能搞成新的不公平。”
盤西區有一個村叫小龍潭村，共有一百多戶人家。1952年年底開展“肅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時，新上任的區長褚時健搞調研，到了這個村子。他發現田間地頭沒有一個幹活兒的農民，就想和村民們談談，土地分了之後該如何發展生產。可等了半天，也沒人來見他，上街去找，農戶看見他就繞着走。褚時健心生疑問，這是怎麼回事兒？他找到了村幹部。村幹部說：“我們這個村子全部被定爲反革命了，門都不敢出，哪個敢來見你？”褚時健很吃驚：“怎麼一個村子全是反革命分子，這不太可能吧？”他一瞭解才知道，搞“肅反”的工作組認爲，既然一貫道是反動會道門組織，那麼凡是參加了一貫道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小龍潭村的村民的確都參加了一貫道，這個結論就是這麼來的。
褚時健聽出了問題，農民嘛，總要種地，日子才能過，現在連地都不敢種了，還怎麼活？褚時健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判斷，一個村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這在現實中不可能，如果把一個村的人都定爲反革命分子，那就是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了，這個評判標準肯定有問題。他急忙到縣裡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縣裡領導很重視這個意見，派縣公安局的同志和他一起下去，重新甄別。最後，只有一貫道的壇主被定爲反動會道門頭目。這樣一來，羣衆纔敢接觸工作隊幹部，開始了春耕秋收。
“我們這些工作完成得不錯，關鍵是什麼？就是實事求是，不搞一刀切。還是那句話：辦事情要講情理。每一個過程、每一個時期，共產黨的政策觀念都應該是團結多數、孤立少數。如果說多數人都是我們的對頭，那就要懷疑我們自己了。”
當時，有發現問題的眼光，而且還敢講出來，並且有能力去解決問題的年輕幹部可算是鳳毛麟角。縣裡的領導認爲，小褚是個樸實肯幹、工作能力強、辦法多的好苗子。就在這段時間，參加革命已經五個年頭的褚時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3年，褚時健被組織上送進雲南省黨校學習，再一次走進了課堂。
如果沒有1957年那場運動，時光造就的大概會是領導幹部褚時健，而不是一個全國聞名的企業家褚時健了。很多年之後，當人們開始反思所經歷的一切，開始從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運時，有人這麼評價他：這是一個悲劇人物，因爲他有成爲悲劇人物的性格特徵，性格即命運。
“不適合”談戀愛
褚時健像上了發條一樣地工作，以至回憶起當年，腦中浮現的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他說：“1954年至1958年，在玉溪蹲機關，先在地委宣傳部管過人事，後又在行署當過人事科長。這些工作都是與人打交道，我一直認爲自己善於和別人相處，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感到和人打交道的不容易。”
在褚時健看來，蹲機關是件難受的事，因爲接觸基層少了。實際上，那個時候所謂的蹲機關，並沒有辦公室裡一杯茶一份報的清閒，真在機關大院裡的時間很少。幾年間，褚時健擔任過多次工作組組長，在玉溪所屬的各縣區間奔波。
翻看那時褚時健的照片，精悍瘦削，一雙鷹目，一對劍眉，顯得英氣勃勃，這樣的年輕人怎麼會不談戀愛呢？實際上，20世紀50年代初轟轟烈烈的時代大背景中，也有溫馨浪漫的空間。那時，年輕人穿布拉吉、跳交誼舞、唱蘇聯歌，這樣的氛圍足以催生絢爛的愛情花朵。精神生活的豐富和物質條件的匱乏並存之際，反而使得愛情更爲純粹，這一點，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人都有體會。
這段時間，褚時健身邊出現過兩個姑娘，是不是愛情，褚時健說不清楚。他就是這樣的人，既不善於捕捉自己細膩的情感，又不長於發現別人情緒的變化，更不習慣細膩溫柔地去表達。因此，他認爲自己“不適合”談戀愛。
遇見人生伴侶——馬靜芬
1954年，在呈貢縣當教改工作隊隊長時，他又遇到了一個姑娘。他們的相識一點兒都沒有浪漫色彩。
聽取縣文教局的彙報時，“馬靜芬”這個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是縣中心小學的一名女教師，在彙報中被當威了不聽話、不服從管理、無組織無紀律、自由散漫的典型。
果真，工作組進校的時候，中心小學的所有教職員工悉數到場，這個“馬靜芬”缺席了。她請假到昆明看病，沒有在規定的時間歸隊，理由很簡單：玩去了。
褚時健見到馬靜芬的時候，這個梳着兩條長辮子的姑娘，根本沒把黑不溜秋的工作隊隊長放在眼裡。馬靜芬是從邊防局下到地方的，她身上有着明顯的洋學生味道，當時稱爲“小布爾喬亞”，現在叫“小資”。
褚時健沒有接觸過這樣的姑娘。以他的工作經驗，一個從部隊轉業的同志不應該無視組織紀律呀，莫非有其他原因？他沒有貿然攻破這個“堡壘”，而是採取了偵查摸底的方法。每天政治學習的時候，他都到馬靜芬所在的組裡，不出聲，坐兩個小時就走。這個過程中，褚時健對馬靜芬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馬靜芬出身於富裕人家，父親是銀行的高管，原先在武漢，後來回到家鄉，在昆明興文銀行當襄理。馬靜芬中專畢業後參了軍，從部隊轉業後，分配到縣裡當了小學老師。這樣的背景造就了她率真、調皮、敢說敢做的個性，當然還有工農幹部身上沒有的自視清高和驕、嬌二氣。
褚時健決定找馬靜芬談話，說是讓她來彙報工作，實際上是想聽聽馬靜芬的想法。他想知道，這麼一個見過大世面的同志，爲什麼要故意做違反組織紀律的事情。
起先，心中牴觸的馬靜芬直視着年輕的隊長，她覺得隊長一定認定她是落後分子，想教訓她。可從褚時健的眼裡，她看到的是真誠的關懷，馬靜芬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原來，從部隊下來後，馬靜芬對地方領導的一些作風有看法，她既看不慣一些同志巴結領導、溜鬚拍馬的風氣，也看不慣有的領導任人唯親、自以爲是的作風。任性而敏感的馬靜芬，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對不良風氣的鄙夷，於是選擇了用不合作的方式表達不滿。那天兩人具體談了些什麼，雙方都沒有對筆者詳說。只是從那天起，馬靜芬改變了態度，很快就成了教改的積極分子。
成家：一樣的婚姻，不一樣的生活
褚時健發現馬靜芬見解獨到、工作能力強的特點後，乾脆把她抽調到了工作隊，在通海、元江等縣參加文教改革工作。褚時健沒有看錯，不久，馬靜芬的工作就顯出了成效，全區的工作隊員都集中觀摩了她的工作方法，馬靜芬當上了工作組組長。
褚時健被這個美麗、活潑、聰慧的姑娘全身散發出來的浪漫氣息吸引和打動了。不解風情的褚時健，有了心動的感覺。不過，他沒有往更深處想，他覺得自己的條件不好，屬於家庭負擔重的人。母親死後，長兄如父，他義無反顧地挑起了撫養弟妹的擔子。當時是供給制，幹部的收入很低，自己這麼做算是理所當然，可別人呢？也願意承擔撫養、照顧弟妹的責任嗎？
說實話，這是兩個從生活背景到人生經歷完全不同的人。褚時健幹練粗獷，有着山和水的深沉和寬廣；馬靜芬聰慧敏銳，有着花和草的浪漫與敏感。和褚時健不修邊幅、土得掉渣的生活習慣不同，馬靜芬喜歡雅緻舒適的生活氛圍。從他們家保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花季年華的馬靜芬穿着裙子，扎着辮子，辮子上還繫着蝴蝶結。每張照片都被她精心地貼在黑色的冊頁上，每一頁都畫有花花草草的點綴。也許這所有的不同正是互相吸引的力量，褚時健把自己的心動藏在心中，沒有急切地表達。對於能不能跨過這些不同走到一起，褚時健沒有刻意努力，一切隨心。
他們的故事和那個年代許許多多年輕人的經歷沒有什麼兩樣。年輕英俊的隊長經常到馬靜芬所在的工作組檢查，見面就談工作，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話題。馬靜芬已經習慣了這種談話，這個有着寬闊肩膀的男人，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驗讓她感到信任和依賴。
不過，在通海時的一次談話讓一切都不一樣了。
談話是在一間簡陋的辦公室兼宿舍的房子裡進行的，室內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張小牀。褚時健坐在桌子的一頭，另一頭坐着馬靜芬。褚時健低沉的聲音有些發乾，他抓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馬靜芬低着頭，眼睛正巧看到褚時健的手，他的手指短而粗，顯得厚重而敦實，只是指甲蓋好像很短，和別人的有些不一樣。除了這個發現外，褚時健好像還有些不一樣，想到這兒，馬靜芬突然有些發慌了。
“小馬，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馬靜芬的腦子一下蒙了，她甚至聽不清褚時健接下來的話，心跳得怦怦響。
1991年3月23日，馬靜芬平靜地回憶：“談過話後我嚇哭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當時我還沒有談過戀愛，連想都沒想過這些事。”
半年後，工作隊完成了任務，兩人的關係水到渠成，馬靜芬留在了玉溪。
1955年，褚時健和馬靜芬在地委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婚後第三天，褚時健沒有回家，這讓新婚的馬靜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裡，爲什麼不告訴自己？她很希望丈夫能給自己一個解釋。誰知道，褚時健在她的再三追問下，只說了五個字：“到峨山出差。”
一種和馬靜芬嚮往的完全不一樣的婚後生活就此開始。一年後，他們的女兒褚映羣出生了。
疑惑：“脫軌”的前兆
沒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無法想象當時的環境。運動一個接着一個，人們來不及停下來回頭看看自己的腳印；整頓一次接着一次，人們進入一種集體的無意識，完全不需要個人頭腦來思考。
如果你心無旁騖，當一頭埋頭拉車的老黃牛，可能就平安無事。而如果你想對過往進行一下反思，對事情問個“爲什麼”，就可能脫離軌道。當時的組織部門大概有這樣一種認識：服從，代表了一種忠誠，而忠誠是一個幹部必備的品質。
褚時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個實千者，他時時會進行質疑，這種質疑源於生活，屬於本能。1950年的“徵糧”、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肅反”，他提出的意見有幸被採納，這讓他頗爲自得，他認爲上級組織是能聽取意見、糾正錯誤的。他並不清楚這種出於本能、出於經驗的質疑，會把自己引到什麼路上。
1957年，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開始了。
這場運動，風一般刮遍了全國，在雲南玉溪這個不大的城市裡，風力絲毫沒有減弱。29歲的褚時健當上了玉溪地區政法口“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擔任組長的是當時的行署秘書長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幹部，備單位的名單報上來一統計，“右派”有160人。這個比例讓褚時健大傷腦筋。“反右”的指導性文件上有個公式：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多數，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約佔不到10%。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大地，恐怕沒有一個單位、一個地區是按這樣的比例來劃定“右派”的。僅僅幾個月，原先響應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的人，坐實了自己反黨的證據，統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捱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會怎樣。這一場波及全民的運動終於教會了人們：沒有什麼該說不該說，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麼都別說。
褚時健眼瞅着自己的同事、朋友、戰友一夜間成了“右派”，實在有些觸目驚心。
他在向地委領導彙報的時候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經有24%了。”
領導說：“有些單位報的高達25%，我們這個比例應該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說的只佔5%-10%。”
“小褚，你年紀還輕，還要好好領會一下，這個文章後面還有五個字‘而情況不同’。這五個字是很關鍵的。”
見褚時健仍不開竅，領導不耐煩了：“好，依你說的，24%多了點兒，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來。”
組長王瑞亭和副組長褚時健研究來研究去，把他們認爲明顯不反黨的人從名單中挑了出來，最終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單。
山雨欲來風滿樓：不祥的預感
名單是送走了，褚時健心頭的疑慮卻更重了。他沒有也不敢質疑黨的政策，只是從自己的良心上邁不過這個坎兒。那些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幹部，投身黨的懷抱的知識分子，他們說的那些話，真的有那麼嚴重嗎？他們的主觀意圖，真的是要反對自己的黨嗎？他的心頭壓上了一塊石頭。
1958年開春，名單上的這八十多人被卡車送到了位於元江河谷的紅光農場勞動改造。
“反右”鬥爭告一段落，腳跟腳的，另一個全民運動“***”開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轟轟烈烈”四個字。
7月，褚時健“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職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務是“大鍊鋼鐵”，種“試驗田”。既然是全民動員，玉溪地委會不能落後，也種了7畝冬季稻試驗田，由負責人事的地委副書記和褚時健負責。
給這7畝地定產量時，褚時健綜合了土地的肥、水、種、耕諸因素，一咬牙，報了個3000斤的指標。辦公室主任一看，皺起了眉頭：“小褚，你咋個不想想，報紙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們3000斤怎麼行得通？”
褚時健說：“種地我是內行，一畝地能產多少，我心裡有數。我們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種稻子，平常年景，一畝地也就八九百斤，我報3000斤都是冒險了。”
主任還是搖頭：“躍進，什麼叫躍進？我明白，10000斤絕對是吹牛，能不能報個5000斤？我們搞的是試驗田。”
5000斤的目標是報上去了，但它的結果如何，兩人心知肚明。冬天氣溫低，稻子連穗兒都長不出來。褚時健看着自己的地，實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畝地幾萬斤是怎麼搞出來的。他記得報紙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還配發了照片。
褚時健說：“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幹任何事情都有規律，要講道理，不按規律亂來，是要出問題的。”
山雨欲來風滿樓，褚時健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後院滅火，前廳失火
馬靜芬這時在玉溪大莊街小學當老師，雖說到玉溪城只有十里地，但兩人都忙，見面的時間並不多。孩子這時已經一歲多了，由外婆帶着住在城裡。
馬靜芬一個人住在鄉下的學校，白天忙忙叨叨顧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裡，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細細想來，結婚已經三年了，兩口子幾乎沒有過面對面談心的時候。褚時健總是在忙，回到家裡，反倒很少說話。開朗活潑的馬靜芬，在褚時健這裡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時候，他就像一塊岩石，沒有情感的岩石。
結婚後的點滴小事，就像電影一樣從她眼前一幕幕閃過：
懷孕的時候，她的反應比一般人強烈，吐得什麼東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來，看見門口有賣魚的小販，回家告訴褚時健說：“你去買點兒魚，我想吃魚煮蘿蔔絲湯。”正在午休的褚時健翻了個身，說：“吃哪樣吃？現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個吃不得？”她的眼淚當時就涌了出來，可氣的是，褚時健渾然不知，接着睡自己的覺。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難受了委屈，和他講講，可他對妻子的絮絮叨叨毫無興趣。
女兒這麼大了，他連抱都很少抱，更別說帶着全家去哪裡玩玩……
馬靜芬越想越覺得褚時健骨子裡就缺少溫情，她開始懷疑，自己找一個農民的兒子，對嗎？
說起來，她的質疑也有些道理。褚時健在情感上是個粗線條的人，他很少從女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從來不知道，一個女人，身體不好，帶着孩子，工作遇到難處，會多麼渴求丈夫的關愛。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來信，馬靜芬信中寫道：“我的入黨轉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後分子，爲了不耽誤你，從此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褚時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從來沒有想到妻子會在入黨問題上碰到難關，也沒想過夫妻爲了這樣的問題選擇分手。這封信讓他明白，他忽視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現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頭的工作，直奔大莊，和馬靜芬進行了一次長談。
長談涉及了什麼，褚時健沒有透露，但肯定沒有馬靜芬需要的溫情。因爲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採訪中，馬靜芬還明確地表示：“到目前爲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們的女兒褚映羣很清楚，她有一個情感線條太粗的父親和一個細膩敏感的母親。她說，她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觀察和理解。
不管有沒有溫情，褚時健家的後院之火總算撲滅了。可在他前面，一次醞釀已久的大火幾乎將他吞沒。
“列車”脫軌：最後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國“反右”鬥爭已近尾聲時，褚時健被宣佈爲“右派分子”。褚時健記得，當時縣團級幹部屬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從省裡發出的。
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突然一個急剎車，最可能的結果是脫軌。褚時健脫離“軌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趕往大莊，交給妻子一個幾百元存款的存摺，告訴她：“這是你和映羣今後的生活費，一定要收好。”
馬靜芬從丈夫鐵青的臉上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麼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麼事？你告訴我。”
褚時健說：“我可能會離開一段時間，你們母女兩個要好好過。”
褚時健匆匆告別了妻女。他還要和一個人告別，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時俊。
他趕到昆明，見到在省電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時俊聽到這個消息無比震驚：“你不是‘反右’領導小組的嗎？到底爲什麼？”
爲什麼？褚時健也在問自己。在被正式宣佈爲“右派”之前，他的處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他不可能沒想過。但這個疑問，只有自己琢磨，沒有人會告訴他。那時候，人與人不能敞開心扉，人對人不能毫不設防，別人幫不了你，就像你無法幫別人。但這天晚上，對着自己的堂哥，褚時健終於可以把心裡話說出來了。
褚時健分析，自己“中槍”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個“右派分子”百分比。別的單位那麼高，怎麼你們搞的反倒降低了呢，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麼？
聽着堂弟的話，褚時俊心頭一陣陣發涼。這個搞學生運動時參加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瞭解。
褚時健說：“我堂哥從小生活條件優裕，後來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術型的幹部，各種運動都沒受過什麼衝擊，對底層社會的瞭解並不多。我跟他講的事情，讓他很吃驚。他勸我，說黨的政策肯定是好的，只是執行的人出現了偏差，這種情況可能是個別的，要想開些。他還要我相信黨，一定會解決這些問題。”
那一夜，兄弟倆沒有睡覺。褚時健說：“我們兩個一夜到天亮都在說話，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們兄弟中，我和他的關係最好。他有才華、能力強、能說能幹。我當‘右派’的時候，他才三十幾歲，已經是電力局局長的後備人選了。但他實踐經驗不如我，不瞭解黨的運動。記得當時我和他談起‘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時，他認爲，共產黨的勝利，就在於發動廣大羣衆參加人民戰爭。我告訴他，我在實際鬥爭中的體會是，人民戰爭要人民自願，人民得了利益，纔有積極性，纔會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褚時健走了，帶着堂兄的囑託，踏上一條未知的漫漫長路。
他們誰都沒有想到，僅僅半年之後，一頂後補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時俊頭上。他被解除職務，下放到陽宗海發電廠。
“他小時候沒吃過苦，身體不如我結實。下面太艱苦，沒有糧食吃，他得了肝炎，沒有營養又沒有藥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時候還不到36歲。”
這是褚家出來鬧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個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時傑早在部隊迸藏的途中就犧牲了。
幾十年後，褚時健語氣平淡地說：“這下，我們幾兄弟就單剩下我一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