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就有人考慮過文化交流的人選問題，就是可以從本土學者中選人，參與這次出訪，代表華東**和德國進行文化交流。但這個建議則又引發了另一個大爭議的話題，本土學者是否能夠代表華東**。
華東**成立以來，對本土學者的態度一向都是敬而遠之，甚致可以說是不屑一顧的，這一方面是華東**的治國理念在這個時代顯得過於超前，而採用的手段又偏重於強硬，由其是對中國傳統的士紳階層，基本不留情面，毫不客氣的進行打壓。而按照中國的傳統治國理政，儘管也強調愛民如子，體恤民情，並且在歷代王朝建立之初，也會重新分配，丈量土地，並制定些對百姓相對有利的政策。但歷代的統治者都知道要統治好國家，首先要拉隴的還是士紳，而非百姓，歷代王朝實際執行的是所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原則。
但華東**則是屬於一個另類，根本沒有將傳統的中國士紳階層當一回事，不僅沒有拉隴，反而是強力的打壓，由其是士紳的土地全部收沒，都分給普通百姓，並且建立了廣泛而嚴密的基層行政體系，徹底打破了歷代王朝“皇權不下鄉”的慣例。
僅僅只是對從事商業經營士紳態度好一些，但一來是這個時代的中國還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爲主的農業國，純以經商爲生的人並不多，二來絕大多數商人同時也是大地主，像盛宣懷、張謇這樣的商人，同樣也擁有大量的田產土地，儘管田地的產出在他們的收入中只佔到極小一部份，這也是中國人習慣的對土地有特殊的感情。因此華東**也差不多將所有的士紳都得罪光了，這些行爲在傳統的中國士紳看來簡直就是叛經離道，胡作非爲。
在華東**建立之初，大部份士紳都認爲華東**這樣的做爲難以長久，最多不過是長毛第二，或者說“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的口號不過是一句空話，由其是元老們會不要土地嗎？因此遲早都會改過來，還是得用傳統的籠絡士大夫的那一套，那知華東**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還民心歸附，日益強大起來，更爲奇怪的是華東**的元老們真的都不要土地，這也是華東**常用來駁斥對自己土地政策進行指責的理由，“沒有一名元老佔有過一畝土地，一切爲公”，這還真的讓指責者反駁不了。
但不管怎麼說，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對華東**的做法是很難認同的，而華東**也沒有指望能得到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支持，一來是在遠東戰爭之前，中國的正統仍然是清廷，在大多數人眼裡，華東**還是反叛，二來華東**更看重的是技術人材，就像詹天佑這樣的人，而對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也並不怎麼感興趣，用華東**內部的話說，就是“100個所謂學術大師，也頂不了一個詹天佑有用”。
當然，這個時候中國到是有一批精通歐美學術的學者，但一來是這些人自認爲喝過洋墨水、見過世面，開過眼界，自視甚高，自認爲自己掌握了救時濟世的全部真理，其實也不過是歐洲早年資本主義革命的那一套“自由、博愛、平等、人權” 的東西；二來華東**的土地政策對他們的刺激也不小，畢竟能出國留學的人，都不會是貧苦出身，不說大富大貴，至少也是小康之家，當然捨不得把自己家的土地獻出來。
正是清醒的瞭解這些情況，華東**纔對這個時代的中國學者、大師不感興趣，反到是更看重詹天佑這樣的工程技術人員，因此現在要選拔本土學者代表華東**和德國進行文化交流，自然會引起巨大的爭議。
不過秦錚對這個建議卻是全力支持的，認爲至少可以先諮詢一下這些學者的態度，首先是這些學者雖然對當前華東**的工業化建設、經濟發展沒有什麼直接的幫助，但也不能否認他們在各自的學術範圍內，有的精通國學，有的貫通古今，有的博覽中西，確實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做爲華東**的文化代表，只從學術水平上是完全足夠的；其次是華東**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文化始終是一大短板，因此也有必要注意補齊這個短板，畢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文化建設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實華東**也一向重視文化的建設，但目前所做的，基本都停留在文化宣傳上，而在文化的學術系統理論上，只有秦錚發表了幾篇有份量的文章、書籍，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乏善可陳的。
不過現在的情況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原來華東**在取得了遠東戰爭的勝利之後，在國內的人氣民意均己經壓倒了清廷，不僅是改朝換代不可避免，而且全國上下基本都己經認同這個現實結果，清廷的死忠粉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不少當初並不看好，或者是對華東**有所誹議的人，都在考慮怎樣在新朝中佔有一席之地，既使是華東**的土地政策，也可以忽視了，畢竟大勢所向，不可逆換。其中也包括有相當一部份學者，因此華東**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在不違反原則的情況下，吸引一部份學者爲我所用，加快華東**的文化建設，打造華東**的軟實力。
另一方面，這個時代的學者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對中華文化是認同的，同時也都是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這一點和華東**的目標是共同的，因此代表華東**和德國進行文化交流，應該是可以試一試，而且這畢竟是文化交流，不涉及政治層面，就算是出了問題，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行政院經過了討論之後，最終還是認同了秦錚的意見，而秦錚又推薦了兩個人選，嚴復和辜鴻銘。
這兩人差不多就是這個時代中國最出色的學者，其他有的遠在海外，如康梁，有的則還沒有成長起來，只有嚴復和辜鴻銘正當盛年，而是都有外國留學的經歷，均成績優異，可以說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中西文化造詣精深。
嚴復可以算是中國近代的啓蒙思想家，政治思想偏重於維新，主要的學術成就是將大量的西方優秀進步學術著作譯爲中文，介紹給現在處於落後狀態下的中國學人，讓人們瞭解歐洲的學術思想，開拓視界，增長見施，可以稱之爲“文化輸入”，並且首先提出了翻譯工作的信、達、雅原則，對中國的翻譯工作有重大影響，雖然在學界有人對此持異議，一直到元老們的個時代，這個原則依然被中國翻譯界奉爲圭臬。
而辜鴻銘儘管也精通西學，但在學術上卻推崇儒家學說，尊崇孔、孟，對歐洲文明多有批判，並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至力於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譯成西文，使西方人能更多地瞭解到中國古老的固有文化，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可稱爲“文化輸出”。辜鴻銘在歐洲學界聲望頗高，在舊時空裡，歐洲學界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當然，秦錚推薦這兩個人，也是有認真的考慮。這兩人主要居住在上海，對華東**的態度，都有一個從不認同到認同的過程。不過相比之下，嚴復要比辜鴻銘更早認同華東**，因爲嚴復是軍人出身，少年時在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1877年赴英國學習海軍，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回國之後還參與了北洋水師的建設，曾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的職務，北洋水師的大部份將領都可以算是嚴復的學生。
正是由於嚴復是軍人出身，因此儘管他不認用華東**的政治理念，但對華東**在軍事上取得的成就卻相當讚賞，華東**佔領上海之後，嚴復並沒有離開上海，一方面留在上海近距離觀察華東**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開始認真的研究華東**的治國理政、軍事、外交等方面的理念，而經過了認真的研究之後，嚴復不得不承認，雖然華東**的制度也許並不算完美，但和清廷比起來，確時是勝強千萬倍了，既使是和英法德美等諸國相比，也並不遜色。
在這個時候，嚴復在心理上其實己經認同了華東**，只是傳統的政治道德，以及對清廷還殘留的少許忠心，阻礙了嚴復徹底倒向華東**。
但遠東戰爭的勝利，徹底打消了嚴復最後的猶豫，畢競勝利纔是最能鼓舞人心的，由其是對嚴復這樣軍人出身的學者，戰場上的勝利是最容易打動他的。而只到這時，嚴復才徹底認識到，清廷己經無藥可救，只有華東**，才能使中國真正完全富強起來，並不再受別國的欺辱，因此這時嚴復纔在和別人的書信、友人的交談中表示了自己對華東**的認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