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辜鴻銘和華東**的接觸時間要比嚴復早得多,在華東**剛成立上海新區的時候,華東**曾組織了一次上海的工商界的人士到青島訪問的活動,當時辜鴻銘也參加了這次行程,應該說在那一次行程中,華東**還是給辜鴻銘留下了不錯的印像。
不過從那以後,華東**和辜鴻銘就再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了,畢競華東**的精力主要在發展工業化和經濟上,看重的是詹天佑這樣的技術人材,而不是辜鴻銘這樣的學術大師;而辜鴻銘雖然也承認在華東**的治理下,社會民生,精神氣貌確實都要比清廷要好得多,但他的骨子仍然帶中國傳統文人的清高和傲慢,華東**不來相請,辜鴻銘自然也不會主動上門,而且還故意做出一付對華東**也不屑一顧的樣子來。
但辜鴻銘的大部份時間都居住在上海,也得到了許多瞭解華東**情況的機會,而且雖然辜鴻銘在表面上表現得對華東**不屑一顧,但實際對華東**的動向相當的關注,華東**出版的幾份主要報紙基本都一期不落,另外對華東**出版的幾本學術著作也是本本都購買,並且都進行了認真的研讀。
應該說辜鴻銘對華東**的土地制度是相當不認同的,對華東**繞過士紳階層,直接面對基層百姓的治理方式也頗有微詞,但對華東**治理的效果還是有些佩服,畢竟辜鴻銘是在歐洲留學14年,並且拿到了11個博士學位,留學的經歷主要是在英國和德國,對歐洲國家的治理環境有相當的認知,而華東**成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治理能力卻並不遜色於歐洲國家。
而對華東**的學術理論著作,辜鴻銘的評價也是各有高低,比如對華東**的土地理論,就很是不屑,而對工業化理論也並不怎麼上心,但對華東**提出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而非民族國家這一概念卻有相當的認同感,因爲辜鴻銘是推崇中華傳統的孔孟思想學說,這和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的理論有很大的契合之處,而且這個理論也給了辜鴻銘很大的啓發,使他對中華文明優於歐洲文明的理論可以更爲完善。
還有就是華東**對歐洲國家的體制,及社會制度、文明的批評,辜鴻銘則是十分贊同。和這個時代其他的中國學者普遍都推崇歐洲國家的制度、思想、文明不同,辜鴻銘對歐洲國家的體制,制度、文化都相當不屑。這也和辜鴻銘在海外留學長達14年的經歷有關,因爲其他的中國學者如嚴復國外留學的時間也不過只有4年,對歐洲國家的認知未免有些流於表面化,僅僅只看到了歐洲國家的表面繁榮,對歐洲國家的社會深層缺少實際瞭解。而正是有長時間的海外生活經歷,使辜鴻銘對歐洲國家的社會有更爲深刻的認知,並沒有被歐洲國家的表面繁榮、發達、科技所迷惑,同時還看到社會繁榮背後的陰暗、墜落、自私、貪婪的一面。
不過辜鴻銘畢競不是社會學家,雖然他看到了歐洲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的缺點,但對造成這些缺點的根源卻缺乏足夠的認知,而且想出的解決辦法卻不是靠推動社會進步,提高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或是建立一種更高等級的社會制度,而是中國傳統孔孟學說的仁義之道,這也是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的最主要因素,甚致到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不管是精華還是糟粕,也堅決擁護的程度。
其實這也是這一代中國學者的一個共性,隨着對歐洲國家的社會的認知加深,看到歐洲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缺限後,幾乎都不約而同的迴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來,在舊時空裡,嚴復到了晚年時,也開始推崇中國傳統文化。
但看了華東**關於對歐洲國家的體制形成,以及文化缺限的原因的深度分析之後,再結合自己多年歐洲生活的經歷進行印證,使辜鴻銘也頗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畢競華東**關於對歐洲國家的體制、文化缺限的分析,是建立在舊時空無數學者長達百餘年的探索、研究、分柝、試驗的基礎之上,這決不是辜鴻銘區區十幾年的生活經歷所能相比的。
雖然這並不表示辜鴻銘從此就放棄自己的思想,徹底拜倒在華東**的面前,畢競像辜鴻銘這樣的學術大師,一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觀點,是不會輕易改變的,雖然這並不防礙他會從其他理論思想中吸取對自己的思想觀點有利,或是有補充的優秀部份。因此在辜鴻銘後來的文章、講學、交流中,也大量的引用華東**的這些理論。
不過辜鴻銘對華東**的態度並沒有什麼改變,依舊是不屑,並且不時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或調侃、或抓苦、或指責華東**的一些行爲或者是一些特定人物。當然喜歡懟人,是辜鴻銘的一大特點,他到也不是專門針對華東**,對清廷、對其他國家,對清廷的官員、外國政要,以及其他學者、社會名流、都是照懟不誤,簡單來說就是看誰不順眼,看什麼事情不順眼,都會開懟,並極盡嘲笑、挖苦之能。
華東**控制上海之後,報紙當然不敢發表反對華東**的文章,辜鴻銘懟華東**通常是在宴會、學術交流的場合,不過辜鴻章到也不是亂懟華東**,並且相當注意分寸,往往就是打打擦邊球,更多的還是調侃性質,而且除了懟華東**之外,辜鴻銘也依照是見人懟人,見事懟事,行就如故。因此上海**也並沒有太在意,對他依然是敬而遠之,但並沒有阻止辜鴻銘在上海著書、教學、發表演說等等,只要是不要過線就行了。
其實雖然在舊時空裡,辜鴻銘是以敢說、敢罵、敢懟而著稱,但並非是真的憤世嫉俗,不通世故,其實相當注意分寸尺度,知道什麼人可以罵,可以在什麼時候罵,可以罵到什麼程度,並且保證自己的絕對安全,因此儘管在辜鴻銘生命的最後10餘年間,儘管政局迭蕩起伏,**更迭如家常便飯,不少學者都因站錯了隊、說錯了話而吃過大虧,但辜鴻銘卻始終屹立不倒,無論是誰當政對他都敬若上賓,而且辜鴻銘還是照樣罵人、懟人。
秦錚其實一直都在關注嚴復、辜鴻銘等學者的行動,對他們的一些改變都瞭如指掌,隨着華東**的國力日益強大,由其是在取得了遠戰爭的勝利之後,這些學者們都明顯在向華東**這邊靠隴,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因爲清廷的表現實在太爛,根本就是爛泥扶不上牆,僅僅只是佔着一個正統的大義明份,而當華東**表現出了足以徹底壓倒清廷的能力,改朝換代己不可避免時,自然有不少學者會改弦易轍,站到未來的勝利者一方。
而且這次代表華東**和德國進行文化交流活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導的文化交流活動,代表的整個中華文明,無論是誰能夠參與其中,都是足以留名青史的至高榮譽,對於學者來說,榮譽比經濟利益更爲重要。因此秦錚才認爲可以邀請嚴復、辜鴻銘做爲華東**的代表。
經過行政院的討論之後,最終還是同意了秦錚的建議,當然首先還要看嚴復、辜鴻銘的態度,如果他們不願代表華東**去德國,那就沒有辦法了。而邀請嚴復、辜鴻銘的任務,自然就落到李鬆晨的身上。
其實這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也真不算小,雖然辦不成也不會對李鬆晨的前途造成什麼影響,畢競如果嚴復、辜鴻銘真的不想去,總不能將兩人架去吧!但如果辦成了,無疑是對李鬆晨還是有加分的。
當然李鬆晨也知道,這種學術大師都不是好請的,因爲一個個都自視甚高,自比孔明,雖然心裡千願萬意,但還要故作姿態,左推右託,最後彷彿千不甘萬不願的纔出頭。因此李鬆晨經過認真思考之後,首先向辜鴻銘發出了相約見面的請求,辜鴻銘果然在一番“我很忙、沒時間”的託辭之下,最終將會面的時間推到三天之後。而李鬆晨馬上又去約見嚴復,這次到是順利得多,會面的時間定在第二天。
這樣的邀請先後安排,當然是有意而爲的,因爲嚴復是軍人出身,本身性格比較豁達大變,涵養也好,另外他對華東**的認同感也更強一些,畢競在遠東戰爭中,華東**也算是爲北洋水師報了甲午的一箭之仇,而嚴復也是北洋水師的創辦者之一,不能不有所觸動;而辜鴻銘身上的文人氣更重,雖然不能算是心胸狹窄,但他的性格畢竟偏於過激,因此如果先邀請嚴復,可能會讓辜鴻銘有所不快,認爲華東**更看重嚴復,說不定在一氣之下,就拒絕了邀請,而先邀請辜鴻銘,但卻是由於辜鴻銘自己故作姿態,定下在三天之後會面,那麼華東**先和嚴復見面,辜鴻銘也就沒話可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