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除關東軍外，還有一支日軍仗着有法律條文撐腰，賴在中國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國駐屯軍。與1919年正式成軍的關東軍比，這個駐屯軍資格更老。當年（1900年）鬧八國聯軍，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簽訂了《辛丑條約》（亦稱《辛丑各國和約》《北京議定書》，是中國清朝政府與英國、美國、日本、俄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匈、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簽定的一個和平協定。被認爲是中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一。條約簽定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條約。陽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國恥”一說。），除了賠錢外，還得讓人家駐軍，日本人按條約規定，獲得了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和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12個要塞的駐兵權。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認同狼的規則，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關係莫不如此。司令部設在天津的日本中國駐屯軍，開始叫日本清國駐屯軍，大清王朝黃了後，***成立，“與時俱進”的日本人又趕緊把部隊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國駐屯軍，常駐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個旅團，規模小於關東軍的一個師團。在國外駐軍，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國力強盛的象徵，所以這兩支部隊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協定》後，相繼來天津當司令官的，是仨同學：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兩個是多田駿（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宮城縣）、田代皖一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佐賀縣人）。關東軍搞謀略，他們也搞，這個謀略就是華北五省（河北、山西、山東、綏遠、察哈爾）自治。很多人認爲：在隨後的華北系列事變中，上面三個人是根源。其實比他們興頭更大、作用更壞的，是他們的參謀長酒井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0期，廣島縣人）。很多人記住酒井是因爲太平洋戰爭中，他率軍襲擊香港，縱兵大肆屠殺和強姦。實際上，當年在華北時，他就很不老實了，無論是借天津兩名親日報人被國民黨軍統刺殺而搞的《何梅協定》（1935年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出備忘錄（日文爲“覺書”），限三日答覆。何應欽經與日方秘密會商後，於7月6日正式覆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來的備忘錄和覆函被稱爲《何梅協定》。），還是關於華北自治的“多田聲明”，乃至於卸任前派日軍強佔豐臺，這一系列華北事變，都是此人一手策劃的。當時的酒井，就好像個全能體操運動員，爲了華北自治，支撐、手倒立、懸垂、滾翻、騰越、托馬斯全旋什麼的都用上了。
1935年7月的《何梅協定》上，中日雙方實際上沒正式簽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義，向在北平主政的何應欽發了封威脅信，在信中開出了條件，何在回信中沒有提出反對，“協定”就這麼下來了。在日本人的條件中，既有老生常談的道歉、處置當事者和上級官員、禁止民衆排日什麼的，也有兩項狠的：中央軍撤出冀察，並撤銷兩省及平津地區的國民黨黨部，取締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藍衣社。這個協定跟前一個月日軍繪地圖之間諜在察哈爾被扣，使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藉機與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簽訂，後來使第29軍在察哈爾行動受限的《秦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它是察哈爾省代理主席秦德純與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於1935年6月27日在北平簽訂的。），把華北事變慢慢推向。前面說過，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爲了對付日本人，開始在國防上留後手，比如，1932年1月將設在北平的陸軍大學遷到了南京，把原來大學裡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職，清一色地換上了德國教官；比如，在軍事委員會內秘密成立了警衛執行部、設計委員會，分別運籌對日本備戰和掌握戰略資源。又搞了個7年整軍計劃，想在德事顧問的調教下，到1938年整編訓練60個師的中央軍。按蔣盤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後。所以他給北平的何應欽定了個調子：對日本人的讓步，別超過南京的底線。
這個底線就是：華北不得自治。
蔣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軍回撤後，第29軍還在那（實際上在局部行動已經受限），儘管地方色彩濃厚，但畢竟還是中國的軍隊。萬一有大事變，中央軍可以馬上支援。至於黨部撤銷，對他來說無關緊要，他更在意在華北活動的秘密組織。日本人要求取締藍衣社，這是個沒法操作的事。這個軍統的前身，本來就是半秘密組織，取消不取消，誰能真知道？
按蔣介石的盤算：無論日本人在華北怎麼鬧，先由他手下的一號人物何應欽在那兒頂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沒想到，日本人爲了把南京弄矮，使華北特殊化，不跟何應欽打交道，點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陸軍武備學堂，山東樂陵人）出來，這是酒井給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駿出的主意。
宋哲元這個人很怪。他是馮玉祥舊部，早年也是西北軍“五虎將”之一，多次跟着馮玉祥反蔣。中原大戰後，西北軍散了，被收編過去，一干軍將推選新首領，熱門人物是兩個非行伍出身的人：張自忠（北洋法政學堂，山東臨清人）、蕭振瀛（吉林法政學校，吉林扶余人）。在這兩個人裡，大家又頂老資歷的蕭振瀛，但蕭卻推宋哲元出任軍長，這個部隊後來改編爲第29軍。
宋哲元很早就跟着馮玉祥混，但看上去，此人缺少軍人果敢的作風，給人溫吞的感覺。但如果你覺得他真是非常溫吞，那也錯了。宋哲元還有殘暴的一面：1928年春，南京政府繼續北伐，宋哲元帶兵入陝，去打地方軍閥，攻克鳳翔後，一夜間槍斃了4500多名俘虜。
對造南京反的人，像宋哲元這個中層偏上級別的，蔣介石一向是又拉又打。宋哲元當上第29軍軍長後，後來又當了察哈爾省主席，跟日本簽訂《秦土協定》後被撤。宋的軍隊主要放在察哈爾一帶。1935年6月，西北軍舊將石友三聯合漢奸白堅武等人想在北平鬧事，搞什麼獨立的“華北國”，何應欽急忙命第29軍到北平救火，也就是從1935年下半年開始，宋哲元和第29軍控制了平津跟河北一帶，而宋本人慢慢成爲華北的頭號人物。
宋哲元當時的處境頗爲微妙。雖然名義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幹部，但實際上他一直想保持華北的半獨立性，不想叫蔣介石插手。所以，面對日本人的誘惑，他顯得很曖昧，給人拖泥帶水的感覺。正是他這種苟安心理，過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俗稱混），搞來搞去，最後爲自己塑造了一個模糊的形象。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他像走鋼絲一樣，完成了一次次的轉身。
日本人和蔣介石都想控制住宋哲元。
蔣最擔心的是：日本人直接跟宋哲元打交道，甩開南京政府。何應欽南歸後，他更是有這個擔心。
日本人發現宋哲元的心理後，鼓動他單幹。那時候，宋哲元可謂明星，除了日本中國駐屯軍的頭兒之外，來自日本駐華使館的、關東軍的、東京軍部的大大小小人物，都頻繁地拜訪他，我們不妨扳着手指頭數一下：
多田駿、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磯谷廉介……甚至當年在瀋陽“喝醉”的建川美次也來了。
土肥原賢二去的次數最多。
土肥原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最初學的是怎麼搞情報，以後也一直跑這個口兒。在張作霖死前三個月當上了他的顧問，但還沒等發揮什麼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後來，他又在天津混過一段時間，九一八事變前被調到瀋陽特務機關長的位子上。事變爆發時，他正在東京，沒趕上，但一回去，就弄了個瀋陽市長當。此時，瀋陽一片混亂。他還是有兩下子的，馬上搞了個像維持會一樣的組織，還真奏效，很快穩定了局面，領導很滿意，就把他調到哈爾濱特務機關，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頭疼的馬占山，其實這纔是他一生中的好戲，雖然也有人說老馬那是詐降。
作爲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在瀋陽，但華北這邊的特務機關也歸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態。還派自己的徒弟，一個叫什麼大迫通貞的，在平津間特產肉餅的香河縣帶着漢奸搞了次暴動，把縣長趕跑，宣佈脫離南京政府。他對宋哲元說：看，這就是樣板。
宋哲元也有個底線：妥協可以，但不當漢奸。至於妥協跟漢奸間是怎麼個區別，他沒說。
土肥原累得夠嗆，宋哲元沒上鉤，只好把一個小人物搞上臺，這個人就是殷汝耕（時任薊縣密雲區行政公署督察專員，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宋哲元雖沒上鉤，但卻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南京跟日本中國駐屯軍妥協的怪胎）。在這個委員會裡，宋哲元是委員長，委員包括後來的漢奸齊燮元、王克敏、王揖唐這樣的角色。
那個年代，老宋就跟京劇舞臺上的武生一樣，在華北閃轉騰挪着，但一個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槍：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飯局，在天津跟田代“達成”一個叫《中日華北經濟開發協定》的“諒解協議”，雖沒正式籤，但原則上也沒反對。
協定包括：日本人蔘與修建津石鐵路、塘沽築港、龍煙鐵礦、井陘煤礦，以及在華北種棉花。華北棉花佔整個中國棉花產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後來的七七事變，又被日本企業界稱爲“棉花戰爭”。
南京那邊急了，不承認這個協定，蔣介石大罵宋哲元是豬腦子。
宋哲元似乎是坐在棉花堆上跟日本人籤的“諒解協議”，因爲在日本人的糾纏下他實在有點暈。幾個月後，宋哲元又應邀去吃飯。在喝酒的空當兒，田代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紙，叫宋哲元順便籤一下。
宋哲元問：這是啥？
田代說：上次說的那個協定啊，我們不是達成諒解了麼？
宋哲元一驚。
簽了嗎？還真簽了。
回到北平，宋哲元對部下解釋：這個協議，我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籤的，是無效的。簽了也沒關係，我們可以拖着不落實啊。
這次蔣介石徹底火了，他質問宋哲元在南京的代表：不落實？拖着不辦，他宋哲元以爲很高明麼？我早就叫你們通知他少和日本人應酬來往，他這樣一個負主要責任的人，爲什麼一次次地隨便到敵人的軍營裡去吃飯？！
宋哲元是無言以對的。
是啊，作爲主政華北的頭號軍政大員，這兩年宋哲元沒少參加日本人的飯局，至少沒有推託過。也就是說，有請必到。有人說了，不到不行啊。真的麼？不到能怎麼着？說實在的，雖然當時日本咄咄逼人，但要是宋哲元拒絕去吃飯，日本人也不會來綁他。
駐南京的代表把蔣介石的話傳給宋哲元，他蔫了，沒過多久，就跑回山東老家去了。
顯然，宋哲元簽下的那個協議，如果實施了，是很致命的。鐵礦煤礦什麼的不說，只說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莊的鐵路，在那個年代，鐵路線就是運兵線！
相同性質的，還有塘沽港！
華北事變一點點進行着，華北陰雲一點一點聚集着，導致南京這邊也不平靜。
1935年11月，在國民黨第五屆代表大會前夕，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被激進青年刺成重傷。會議是在陰沉的氣氛中進行的，但隨着蔣介石的講話，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卻開始慢慢明朗起來：
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爲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
這個寧波人認爲，華北的幾個協定後，中國已經沒有再讓步的餘地。汪精衛被刺不久，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唐有壬又被刺身亡。但同時，日本實力遠遠超過中國，該儘量拖延與其全面開戰的那一天到來，利用這段時間，積蓄軍力和國力，而不能意氣求戰。
我們說過，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搞了個國防設計委員會，職能是：“對國防經濟進行調研，以此爲基礎工業建設作規劃，爲經濟動員作準備。”當時很多一流學者、科學家進入了這個委員會，比如李四光、吳有訓、竺可楨等人。後來，蔣把國民政府兵工署資源司合併到這個委員會，稱資源委員會，從事軍工生產計劃的實施、國防戰略資源的開發、重工業的創建以及向大後方的轉移等工作。
這個委員會爲日後的全面抗戰作了大量前期準備。
中國的態度起了變化，東京那邊開始上火，這個人就是廣田弘毅。
廣田算得上是位職業外交家，平民出身，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一直在外務省拿薪水。工作上很會來事兒，雖談不上見風使舵，但也是謹小慎微，一步一步地爬到1933年秋，接替極端強硬、主張“焦土外交”的內田康哉，出任外務大臣。“二二六兵變”後組閣，幹起了首相。從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真正結束，到七七事變爆發前，東京對華的一舉一動，都留下了這個福岡人的影子。
廣田剛當外務大臣時，想繼承幣原喜重郎的“協調外交”，但沒搞起來。他的手下、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聽說美國要向南京貸款並出售戰機，惱羞成怒地發表了個私人聲明，說中日兩國關係特殊，你們英美就別插手了，蔣介石如果搞“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是不會坐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