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得知二審的辯護詞及這案例被錄用爲教學教材。在當時不僅是認定正當防衛案本身的一個難度，同時還來自外界司法干擾的一個更大的障礙，如果這起案子在97年新修訂的刑法之後，明文規定了無限防衛的較寬政策，那麼，幾位律師代理起來會更容易認定這起歷時了三年未決的正當防衛案。
朱佩金看後說：“這個辯護詞可以成爲刑辯中的精典之作。”老焦說：“在中國法學界，田老師算是頂尖的人物，。你瞧着吧，再過十年八載的，他的弟子都會進入到全國各司法機關執法。到那時，加上他本人的威望，要是還能請到他當律師，那可更不容易了。”
朱佩金說：“我也想請田律師當辯護人，不知田老師能不能幫忙？”
我說：“你想請田律師，先把你的事兒寫詳細了。人家得看有沒有出庭辯護的價值。我可以附封信，讓我弟弟和你家人上北京找田律師去。”
朱佩金隨即便求老焦幫助與寫材料。這對老焦來說並不難，老焦在部隊是宣傳幹事，連指導員出身，退伍後一直當記者。幾天時間，就完成了一份兩萬字的《一個承包經營者的遭遇》的控拆材料。
朱佩金看後覺得不感人，說寫得越可憐越能引起人的同情。於是，他纏着我讓我幫助給修改一下。幫助別人整理兩萬字的材料，我此時的心境根本就寫不下去。所以，我始終推脫並沒有上心。
正月十五早晨看守員交班後，王潁濤管教值班，他一進走廊走到我呆的監房門前停下來說：“宋振嶺，昨天省高法來人找治安隊出手續了。”
我爲之一陣問：“治安隊給出了嗎？”
王疑濤管教點點頭說：“給出了。”
“太好了。”我簡直興奮地要蹦起來。
朱佩金問出什麼手續。我說：“我投案自首，在往公安局來的路上，治安隊去抓我，正好碰上了。”
王管教說：“看來省高院挺上心這個案子。”
“畢竟人命關天。”朱佩金說。
看來是要結案了。朱佩金也開始着急，幾天來一再求我幫助寫他的材料。他的想法很明顯，我官司贏了，就會被送監獄服刑；如果贏不了就得執行了。朱佩金是想在有限的時間裡幫助把他材料整理完。另一方面，我幫寫是能知道從什麼角度寫無罪。因爲這起案子怎麼打法，是我幫助策劃的。
當時，朱佩金正躺在鋪上，我在便器旁剛解完手，順口說了一句：“大哥，如果這個案子，我幫你整成無罪了，你怎麼回報我？”
朱佩金一聽忙坐起來，顯得有些激動地說：“兄弟，你如果能幫大哥把官司整贏，現在他們不是扣我一百多萬元錢嗎？這錢要回來都是你的，別說是錢了，連人都是你的。因爲這命是你救出來的。”
我說：“咱們就死馬按活馬醫吧，希望是有的。這麼的，材料我先整出來。再給田律師寫封信，弄出去。讓你父親和我弟弟去找田律師。如果我到監獄的話，王連財已被判無期徒刑去監獄了。我能見到他，工作我給你做通。怎麼樣？官司你就按事先咱倆研究的打。”
朱佩金說：“行，等大哥官司贏了，到監獄看你先給你扔個三萬、五萬元錢，你先花着。這面我和振庫幫助再打你的官司。”
我說那就這麼定了。因爲材料有現成的，質量很高，只是加工一下即可。兩天時間，兩萬字的“一個承包經營者的遭遇”和一封寫給田律師的求助信便寫完了。朱佩金挺滿意。把材料和信縫到了他的棉褲腿裡。四月份家裡來接見時，我才順利地轉出去。讓振庫交給朱佩金父親的手裡。
在等待二審裁決期間，儘管各方面的跡象來看要比想象的情況理想。但是腳上帶着鐐子，一審有判處死刑的判決壓在頭上，每天生活的特別緊張，時常也被惡夢驚醒。醒來時大口大口地抽着煙。朱佩金不吸菸，經常被煙味嗆醒，他了解我此時煎熬的心。我們倆嘮嗑兒嘮到天亮是常事兒。
“大哥，你說人死了，有沒有靈魂？”我問。
朱佩金說：“有啥靈魂，人活着一口氣，死了是一攤死肉。”
我說：“根據物質不變定律，人死了物質還在，會還原成各種原素飄浮在這個世上，只是沒有了感知。這個道理是科學的。但世間會經常發生鬧鬼現象，有些現象好像科學至今也解釋不了。我總認爲，所爲有鬼的話，那就是一個人的靈魂也沒有滅。你說那小孩嚇着了，說是魂離身了。晚上待小孩睡覺了，用黃紙拉拉，在門後燒了，第二天小孩就好了，你說怪不怪？”
朱佩金說：“你怕死嗎？”
我說：“其實人想開了，早死晚死都是死。但我覺得哪怕活一天，應當活出個質量，活個價值。我這二十幾年的人生剛剛開始，卻走上了絕路。對老人沒有盡孝；對孩子沒有盡到撫養的責任。如果真的這麼去了，留下太多太多的遺憾！”
朱佩金說：“有時人的生死不是你個人能左右的。”
“是，他媽的。關鍵是我死的屈啊！如果有來生，我不當帝王，也得成富豪，省着任人宰割。人哪，想活的有質量必須得有控制和掌握事物的權力。否則，你的生存都保證不了。還談什麼質量，像現在這個人生角色，活的多可憐。”
“是啊，做人就得做人上人。”朱佩金說。
“其實，人活着一生當中能不能成事兒，能成多大的事兒，與後天環境也有關。就拿我來說吧：生活在郊區菜社，小的時候看到最多的都是有人連初中沒畢業，就參加生產隊勞動了，掙工分，養家餬口。家裡父母、鄰里大人嘮嗑兒都離不開這些話題。所以，把我的思緒，眼界都鎖定在這塊小天地裡。當大了，才知道原來世界這麼地大，而且先輩生養我們的地方，我們這羣人，在地球上，都是那樣的貧苦、低微。只有通過求學去走出這個圈子。而且那個年代如果人有份工作就不錯了。所以，農民是泥飯碗，工人是鐵飯碗，人們的想法就想當工人，“吃皇糧。”這就是當時大部分人奮鬥目標。這還是我17、18歲才認識到的，想變成城鎮戶口。通過求學這條路，我已經失去了。包括在體校打球來走一條捷徑相繼失敗。後來瀋陽軍區體工隊破格招我入伍，是父母不同意我去。無奈之下，又通過找對象來把戶口帶出去。然後再解決工作問題。結果風風火火闖了四、五年，弄到這種地方。”
朱佩金說：“這都是命運啊。”
我說：“所以說人生的起點，也就是定位和設立的目標往往有很大的關係。當農民的想跳出地攏溝成爲工人。假如說，我的父親是位將軍，他的人際關係會鎖定在這個層次，那麼我的目標，可能也會是將軍或比父輩還強一層；如果我出生在侯寶林、郭啓如、馬三立的家庭，我可能也會在藝術界有所表現；如果說，我的父親是在政界發展，那對我的影響也會不小。”
朱佩金說：“你的想法很有道理，這就是薰陶吧！”
“你像我和圖強林業局局長莊學義接觸幾個月，耳濡目染，我懂得了很多。如果我要是一步步鍛鍊上去，也一定很出色。正像我在體校訓練期間，經常看古書，歷史瞭解多了，難免會產生帝王之心，嗨!就是做平民難啊！”
朱佩金說：“其實，說一千道一萬，環境可以改變人。”
“哎，兄弟，你有初戀嗎？”朱佩金突然話鋒一轉，閒聊了一句個人情感方面的事兒。
“有。”我說。
“是你的同學嗎？”他問。
我說：“不是。因爲我不敢想。我讀中學的時候，稍有點感觸我認爲不錯的，都處對象了。，而上小學時，又太小不懂情愛。”
“那大了怎麼不追呢？”朱佩金說。
我說：“這是生存條件所促成的矛盾，也是當時這個時代所促成的矛盾。我們從小到大的女生優秀的很多，可以說是兩小無猜。問題是考上學的畢業都有一份工作，我去追人家，首先人家父母就通不過。子女升學目的就是跳出農村，找份好工作。將來找個理想的家庭，我的身份還在郊區徘徊，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沒考上學的女生也有，可又不能找。因爲我想跳出農村再帶上一個，恐怕把自己的路都給堵死了。”
朱佩金說：“你喜歡什麼樣的老婆？”
“當然是那種賢妻良母類型的，即賢惠又體貼，溫柔的那種。漂不漂亮並不重要。容顏亦失。只要她能用心和你快快樂樂過一生就可以。這些年回過頭來，仔細想一想有一個女孩，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經常想起她。其實只是一面之緣。記得十三、四歲那年，我在副食品商店排除買腐乳，當時腐乳塊大，二角錢一塊，如果六角錢能給四塊。我拿着四角錢準備買二塊，突然我右後側衣角被人拽了一下，回頭一看。一位年齡相仿，長的很漂亮的一個小姑娘在看着我笑，見我回頭，她甜甜地說：“大哥，和你商量點事唄。”
我說：“什麼事兒啊？”
她說：“你是不是買兩塊腐乳？”我點點頭。
“我這有兩角錢，咱倆一起買六角錢能買四塊，你看可以嗎？哥！”她說。
我說：“可以。”她見我同意，便給了我兩角錢。四塊腐乳，我讓服務員分兩份。可以看出來，我腐乳給她時，她很高興。我出來取自行車準備回家時，她讓我等她一會兒。不大一會兒她從百貨商店出來，送給我一塊8分錢的橡皮。她說買了兩塊倆人一人一塊。原來她也想買兩塊腐乳，但是這個女孩把消費價值計算到了極限。我騎着自行車往回走的時候，有些後悔，忘記問她是那個學校的，叫什麼名字了？”許多年之後，我還經常想起她，要是成年後我真能遇上她，非追她給我當老婆不可。
一個人在死亡的邊緣上，沒人陪你嘮嗑兒時，挺難熬。有人陪着嘮嗑兒吧，覺得時間過的挺快。但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更會胡思亂想。攪得直鬧心。有的時候自己用拳頭打牆或用頭撞牆。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覺。崔振東法官和律師都點撥我要善始善終，別出現過激行爲。否則，多少次，我真想拼了。
臨近4月下旬時，心情感到特別沉重。有時脾氣也顯得特別暴躁。根據經驗分析，每逢節日前都會判一批。複覈案件也能迴文結案一批。我的案子四個月了，不排除“五一勞動節”之前結案。現在是4個死刑複覈，一個死緩複覈案件，都是年前一審宣判的。一天晚飯後，幾個死刑犯扒在鐵欄杆上，隔着號喊話嘮嗑兒。王江說：“大宋，快回文了，你的案子能不能贏？”我說：“不好說，既然一審能下這麼大的力度，想改回來肯定很困難，再說被害人家的勢力在大興安嶺是有目共睹的。”之後，我反問：“王江，你的案子怎麼樣？”
王江說：“一點兒戲都沒有.。”
我問：“王金成怎麼樣？”
王金成說：“差不多能改過來。我打的是從犯，再有，我叔也不會看我笑話。”
“你叔是幹什麼的？”我問。
“是公安部部長助理。”他說。
我又問陳小平二審能不能給留口氣？小平說差不多，他老叔和家裡也都在找人。
從4月下旬到4月末，我每天都顯得煩躁不安，帶着鐐子在地下整天“譁、譁”地走。直到“五一勞動節”法院方面沒有消息，才平穩了下來。但心裡有一種矛盾的想法。既盼着快點回結果，又擔心回結果仍維持原判。這種感受能把人給逼瘋了。我能買進酒來，大部分時間就是用酒精麻醉神經，耗時間。
6月26日，拘留的犯人傳過口信說：“明天要開公審大會。”當天下午，走廊裡就加了崗哨。看來，明天有執行死刑的了。加崗哨就意味着第二天有上刑場的了。
關鍵的時刻到了，如果挺過明天，我的案子就算贏，不管改多少。我心裡想。但這一夜我怎麼熬啊！乾脆，一醉方休。我從進看守所後，給各個監房買菸，剩了幾千元錢。這半年的等待與煎熬中，基本上都買酒喝了。晚上，天剛黑下來，正趕上洮南兵單班長值班。
“單班長，明天開公審大會吧。”我試探着問。
“是！”他點點頭。
我問：“我白天聽武警說四個死刑的，明天執行三個？”
單班長說：“小點聲，你自己心裡有底還擔心別人幹什麼？”
“心裡多少也有些發毛。“我又探話。
他說：“多此一舉。”單班長接着說：“一會領導肯定得來查崗。”臨走時告訴我別聲張。我點點頭。
朱佩金心裡挺沉重地問我：“有沒有你？”
我說：“聽他說話的意思，好像是和我沒關係。4個死刑，回來三個執行。陳小平也有希望。王金成如果他叔管他，也許能留口氣。他自己挺有把握的。這麼一整，我心裡到沒底了。”
朱佩金說：“他們誰也沒你希望大，把心放到肚子裡吧。”
這時，王江喊我：“大宋，明天咱們就上路了，唱幾首歌吧！”
我說：“唱吧。”於是，大家你一首我一首地唱了起來。幾個死刑犯傷感的歌聲，把整個看守所裡的押犯心情搞得非常沉重。沒有一句插嘴的。走廊裡前所未有的寂靜。幾個死刑犯唱了兩個小時才停下來。我實在唱不下去了，腦袋特亂。我不敢保證明天留下的那個真的就是我。
看守所裡恢復了平靜。我自己開始一個人喝悶酒。朱佩金不喝酒，突然想起，也要陪我喝幾口。他的心情我能理解。哥們之間處一場，也許明天就看不見了。但他這麼一整，把我的心到整得更毛了。沒想到這個時候，這麼敏感，已經變成了神經志。心裡一個勁地安慰自己：“他也不知道誰能留下，沒出監號知道誰死誰活，把心放到肚裡。即使死的話，也要死得瀟灑、風光，男子漢嘛！”
兩瓶酒，朱佩金一共喝掉也不到四兩酒。剩下的酒我不知道自己都喝到哪兒去了，沒感覺到醉。“也許口太急了”我心裡想。喝完後，我矇頭大睡，明天再說明天的。臨死也不能用不睡覺來折磨自己啊！
早晨，我是被說話聲吵醒的。先是看守所大鐵門打開的聲音，接着院子裡進來不少帶白手套的刑警。這時陳小平的母親和妹妹進院了，王江喊陳小平。 小平說：“是來看我宋哥的。”我沒有吱聲。
十分鐘左右，值班管教張喚進道子裡提人，我在鋪上正躺着。張喚走到我號門前喊：“宋振嶺，趕緊穿衣服，下地。”說完從裡面號往外提人。
我急忙下地，讓號里人等我走後，把我的衣服和書給我家拿出去就行。我也沒換衣服，心想：如果家裡來，一定會給我另拿衣服，等劈開鐐子再穿吧。”“我真後悔，等來等去，沒往外衝，現在晚了。”我心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