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後，元魏國子、大學並置。周只有大學。齊只有國子學。隋時，始令國子學不隸大常，獨立爲一監。唐有國子學、大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都屬國子監。後律學改隸詳刑，書學改隸蘭臺，算學改隸秘閣。律學、書學、算學專研一種學問藝術，系專門學校性質。國子學、大學、四門學，則系普通性質。國子學、大學，都只收官吏子弟，只有四門學收一部分庶人，成爲階級性質了。這都是古文學說的流毒（四門學在歷史上，有兩種性質：有時以爲小學。此時則模仿《禮記，王制》之說：王太子、王子、羣后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適子，都可以直接入學，庶人則須節級而升，因令其先入四門小學。然古代所謂學校，本非研究學問之地。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升之於學，大樂正再升諸司馬，不過是選舉的一途。貴族世襲之世，得此已算開明。後世則用人本無等級，學校爲研究學問之地，庶人的學問，未必劣於貴族，而令其節級而升，未免不合於理。將庶人及皇親、國戚、官吏子弟所入的學校分離，那更是造出等級來了）。又有弘文館屬門下省，是專收皇親的。崇文館屬東宮，是收皇太后、皇后親屬兼及官吏子孫的。總之，學校只是政治上的一個機關，學生只是選舉上的一條出路，和學術無甚關係（學校中未必真研究學術，要研究學術，亦不一定要入學）。
把學校看作提倡學術，或興起教化之具，其設立，是不能限於京師的。漢武帝時，雖興起大學，尚未能注意地方。其時只有賢長官如文翁等，在其所治之地，自行提倡（見《漢書·循吏傳》）。到元帝令郡國皆設五經百石卒史，纔可算中央政府，以命令設立地方學校的權輿。但漢朝人眼光中，所謂庠序，還不是用以提倡學術，而是用以興起教化的。所以元帝所爲，在當時的人看起來，只能算是提倡經學，並不能算是設立地方學校。這個，只要看《漢書·禮樂志》的議論，便可知道。
隋唐時，各州縣都有學（隋文帝曾盡裁大學四門學及州縣學，僅留國子生70人。煬帝時恢復），然只法令如此。在唐時，大概只有一筆釋奠之費，以祭孔子。事見《唐書·劉禹錫傳》。按明清之世，亦正是如此。所謂府州縣學，尋常人是不知其爲學校，只知其爲孔子廟的。所以有人疑惑：“爲什麼佛寺，道觀，都大開了門，任人進去，獨有孔子廟卻門禁森嚴？”當變法維新之初，有人想把孔子擡出來，算做中國的教主，以和基督教相抗，還有主張把文廟開放，和教堂一樣的。殊不知中國本無所謂孔子廟。孔子乃是學校裡所祭的先聖或先師（《禮記·文王世子》：“凡入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聖是發明家。先師是把發明家的學問，流傳下來的人。此項風氣，在中國流行頗廣。凡百事業，都有其所崇奉的人，如藥業崇奉神農，木匠崇奉魯班，都是把他認作先聖，儒家是傳孔子之道的，所以把孔子認作先聖，傳經的人，認作先師。古文學說既行，認爲孔子所傳的，只是古聖王之道，尤其直接模範的是周公。周朝集古代治法的大成，而其治法的制定，皆由於周公。所以周公可以看作發明家的代表。於是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然孔子爲中國所最尊的人，僅僅乎把他看做傳述者，不足以饜足宗教心理。於是仍改奉孔子爲先聖。自宋學興起以後，所謂孔子之道者又一變。認爲漢唐傳經儒生，都不足以代表孔子之學。宋代諸儒，崛起於千載之後，乃能遙接其道統。於是將宋以後的理學家，認爲先師。此即所謂從祀。漢至唐傳經諸儒，除品行惡劣者外，亦不廢黜。是爲歷代所謂先聖先師者的變遷）。寺廟可以公開，學校是辦不到的。現在的學校，從前的書院、義塾，又何嘗能大開其門，任人出入呢，然令流俗之人，有此誤會，亦可見學校的有名無實了。
魏晉以後，看重學校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王安石，一個是明太祖。王安石的意思，是人才要由國家養成的。科舉只是取人才，不是養人才，不能以此爲已足。照安石的意思，改革科舉，只是暫時的事，論根本，是要歸結到學校養士的。所以於太學立三舍之法，即外舍、內舍、上舍，學生依次而升。到升入上舍，則得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以進士第。
哲宗元符二年，令諸州行三舍法。歲貢其上舍生，附於外舍。徽宗遂特建外學，以受諸州貢士。並令大學內的外舍生，亦出居外學。遂令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禮部試並停。後雖旋復，然在這一時期中的立法，亦可謂很重視學校了。
按（一）凡事都由國家主持，只有國小而社會情形簡單的時代，可以辦到。國大而社會複雜，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爲（甲）國家不但不能勝此繁重的職務；（乙）並不能盡知社會的需要。因（甲）則其所辦之事，往往有名無實，甚或至於有弊。因（乙）則其所辦之事，多不能與社會趨勢相應，甚或頑固守舊，阻礙進步。所以許多的事情，根本是不宜於國家辦的。
現在政治學上，雖亦有此項主張，然其理論漏洞甚多，至多隻可用以應急，施諸特殊的事務。斷非可以遍行常行的道理。這話太長了，現在不能詳論。然可用以批評宋時的學校，總是無疑的。所以當時的學校，根本不會辦得好。
（二）而況自亡清以前，學堂獎勵章程廢止以前。國家把學校科舉，都看作登庸官吏之法，入學者和應科舉者一樣，都是爲利祿而來，又何以善其後呢？（其中固有少數才智之士。然亦如昔人論科舉的話，“乃人才得科舉，非科舉得人才。”此等人在學校中，並不能視爲學校所養成）安石變科舉法後，感慨道：“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料變秀才爲學究。”秀才是科舉中最高的一科，學究則是最低的。
熙寧貢舉法所試，較諸舊法，不能不說是有用些。成績之所以不良，則由學問的好壞，甚而至於可以說是有無，都判之於其真假，真就是有，假就是無。真假不是判之於其所研究的門類、材料，而是判之於其研究的態度、方法的。態度和方法，判之於其有無誠意。所以以利用爲目的，以學習爲手段，學到的，至多是技術，決不是學問。此其原理，在學校與科舉中，並無二致。以得獎勵爲目的的學校，其結果，只能與科舉一樣。
凡國家辦的事，往往只能以社會上已通行的，即大衆所公認的理論爲根據。而這種理論，往往是已經過時的，至少是比較陳舊的。因爲不如此，不會爲大衆所承認。其較新鮮的，方興的，則其事必在逐漸萌芽，理論必未甚完全，事實亦不會有什麼轟轟烈烈的，提給大衆看，國家當然無從依據之以辦事。所以政治所辦理的事情，往往較社會上自然發生的事情爲落後。
教育事業，亦是如此。學問是不宜於孤獨研究的。因爲（一）在物質方面，供給不易完全；（二）在精神方面，亦不免孤陋寡聞之誚。所以研究學問的人，自然會結成一種團體。這個團體，就是學校。
學校的起源，本是純潔的，專爲研究學問的；惜乎後來變爲國家養成人才之所。國家養成人材，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實上，國家所代表的，總是業經通行、已佔勢力的理論。所以公家所立的學校，其內容，總要比較陳舊些。社會上新興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並非在過去佔有勢力的學科，往往不能盡力提倡。（二）而且其本身，總不免因利祿關係而腐化。於是民間有一種研究學問的組織興起來，這便是所謂書院。
書院是起於唐五代之間的。宋初，有所謂四大書院者，朝廷鹹賜之額（曰白鹿，在廬山白鹿洞，爲南唐升元中所建。曰石鼓，唐元和中衡州守李寬所建。曰應天，宋真宗時，府民曹誠所建。曰嶽麓，宋開寶中，潭州守朱洞所建。此係據《通考》。《玉海》有嵩陽而無石鼓。嵩陽，在登封縣大寶山下，五代時所建）。
此外賜額、賜田、賜書的還很多。但書院並不靠朝廷的獎勵和補助。書院之設，大概由（一）有道德學問者所提倡，（二）或爲好學者的集合。（三）或則有力者所興辦。他是無所爲而爲之的，所以能夠真正研究學問。而且真能跟著風氣走。在理學盛行時代，則爲講學的中心；在考據之學盛行的時代，亦有許多從事於此的書院；即其確證。新舊兩勢力，最好是能互相調和。以官辦的學校，代表較舊的、傳統的學術；以私立的學校，代表較新的、方興的學術；實在是最好的辦法。
宋朝國勢雖弱，然在文化上，不能說是沒有進步的。文化既進步，自然覺得有多設學校的必要。元朝的立法，就受這風氣的影響。元朝的國子監，本是蒙古、色目和漢人，都可以進的（蒙古人試法從寬，授官六品；色目人試法稍密，授官七品；漢人試法最密，授官從七品；則系階級制度）。然在京師，又有蒙古國子學。諸路有蒙古字學。
仁宗延祐元年，又立回回國子學，以肄習其文字。諸路、府、州、縣皆有學。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米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各省設提舉二員，以提舉學校之事。官家竭力提倡，而仍承認私家教育的重要，不可謂非較進步的立法。此項法令，能否真正實行，固未可知，然在立法上，總是明朝的前驅。
明朝的學校，立法是很完密的。在昔時把學校看做培植人才（政治上的人才）、登庸官吏的機關，而不視爲提高文化，普及教育的工具，其立法不過如此而止，其擴充亦只能到這地步了。然而其法並不能實行，這可見法律的拗不過事實。
明朝的大學，名爲國子監。太祖看國子監是極重的。所用的監官，都是名儒，規則極嚴，待諸生甚厚。又創歷事之法，使在各機關中實習，曾於一日之間，擢用國子生六十餘人爲布、按兩司官。其時國子諸生，敭歷中外者甚衆，可謂極看重學校的了。然一再傳後，科舉積重，學校積輕，舉貢的選用，遂遠不能與進士比。而自納粟入監之例開後，且被視爲異途。
國子生本是從府縣學裡來的。府縣學學生升入國子監的，謂之貢生。有歲貢（按年依定額升入）、選貢（選拔特優的）、恩貢（國家有慶典時，特許學生升入國學，即以當充歲貢者充之，而以其次一名充歲貢）、納貢（府、州、縣學生納粟出學）之別。舉人亦可入監。後又取副榜若干，令其入監讀書。
府州縣學，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其副概稱訓導。學生各有定額。初設的都由學校供給飯食，後來增廣學額，則不能然。於是稱初設的爲廩膳生員，增廣的爲增廣生員。後又推廣其額，謂之附學生員。於是新取入學的，概稱附學生員。依考試的成績，遞升爲增廣，廩膳。廩膳生資格深的，即充歲貢。
入學和判定成績的考試，並非由教諭訓導舉行，而是另行派員主持的。入學之試，初由巡按御史或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後特置提督學政，巡歷舉行（僻遠之地，爲巡歷所不能至者，或仍由巡按御史及分巡道）。學政任期三年。三年之中，考試所屬府州縣學生兩次：一次稱歲考，是用以判定成績優劣的。一次稱科考，在舉行科場之年，擇其優者，許應鄉試。
國子監生畢業後可以入官的，府州縣學生，則無所謂畢業。其出路：只有（一）應科舉中式，（二）貢入國子監。如其不然，則始終只是一個學生。要到五十歲之後，方許其不應歲試（未滿五十而不應歲試，試時亦可請假，但下屆須補。清制，闕至三次者，即須斥革），其學籍，是要取消掉的。非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府州縣學生除貢入大學外，亦非應科舉不能得出路，這是實行宋以來學校科舉相輔而行的理想的。在當時，確是較進步的立法。然而法律拗不過事實。
事實上，國家所設的學校，一定要人來讀書，除非（一）學校中真有學問，爲在校外所學不到的。（二）法令嚴切，不真在校學習，即不能得到出路。但當時的學校，即使認真教授，其程度，亦不會超過民間的教育，而況並不教授？既然並不教授，自無從強迫學生在學。於是除國子監在京師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認真辦理之餘，不能竟不到監，乃斤斤和監官計較“坐監”的日數外，府州縣學，皆闃無其人，人家仍只目它爲文廟。
學校的有名無實，一方面，固表現政治的無力，一方面，也表示社會的進步。因爲社會進步了，到處都有指導研究的人，供給研究的器，人家自然無庸到官立的學校裡來了。
我們現在，如其要讀中國的舊書，並不一定要進學校。如其要研究新學問，有時非進學校不可，甚至有非到外國去不可的。就因爲此種學術，在社會上還未廣佈。
清朝的學制，是和明朝大同的。所不同的，則明朝國子監中的廕生，分爲官生、恩生。官生是限以官品的（學生父兄的官品）。恩生則出自特恩，不拘品級。清制分爲難廕及恩蔭。恩蔭即明代的官生。難廕謂父兄殉難的，其條件較恩蔭爲優。又清制，除恩副歲貢生外，又有優、拔兩貢。優貢三歲一行。每一督學使者，歲科兩試俱訖後，就教官所舉優行生，加以考試，再擇優送禮部考試，許其入國子監讀書。拔貢十二年舉行一次。合歲科兩試優等生，欽命大臣會同督撫覆試。送吏部再應廷試，一二等錄用，三等入監。但入監都是有名無實的。
以上所述的，大體都是官辦的學校，爲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和選舉制度有關。其非官辦的，亦或具有學校的性質，如書院是。至於不具學校形式的。則有（一）私人的從師讀書，（二）或延師於家教授。其教授的內容，亦分爲兩種：（一）是以應科舉爲目的的，可謂士人所受的教育。（二）又一種，但求粗知文義，爲農工商家所受。前者既不足以語於學問，後者又不切於實用。這是因爲從前對於教育，無人研究，不過模模糊糊，蹈常習故而行之而已。
至清末，變法以來，纔有所謂新式的教育，就是現行的制度。對於文化的關係，人所共知，不煩深論。學校初興時，還有所謂獎勵。大學畢業視進士，大學豫科、高等學堂視舉人。中等學校以下，分別視貢生及附生等。這還帶有政治的性質。民國時代，把獎勵章程廢去，才全和科舉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