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楊寬說，薛先生當時可以用“衣衫襤褸”來形容。如我們所估計，他的車在京津高速上熄了火，他在水面淹過車頂之前打開車門走出來，避免了一場慘劇。他和逃出來的人們站在大巴車頂上熬到天亮，手機和錢都沖走了。早上積水消退以後，他走了十幾公里，用西裝外套跟村民換了一頓飯，然後搭車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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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兩天兩夜沒閤眼，昏天黑地地補着睡眠，我夢見一間大房子，燈光明亮、牆壁厚實，我的父母都還年輕，繫着紅繩的水仙花在白瓷盆裡盛放；我夢到許許多多無聊的瑣事，比如踩着小板凳擀餃子皮，往磕破了的膝蓋上塗紫藥水，偷偷在書包裡裝一盒火柴燒柳絮
,在大花壇前吃串紅裡的蜜汁……
電話鈴響起的時候，我多麼不情願地睜開眼睛，早在騎在我爸脖子上嚼大白兔奶糖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夢。
楊寬說：“薛先生請我們過去。”
“不去。”我不想見到陳白露。
楊寬嘆口氣：“我和薛先生的司機在你樓下。”
我拉開車門，楊寬和我一樣一臉睡眠不足的疲憊。
“她總是需要你，也總是需要我。”我賭氣說。
“慣出來的。”楊寬第一次沒有站在陳白露那邊，順着我說。
“好大的脾氣，好尊貴的架子。當年的程雪粟也沒有這樣過，路雯珊也沒有。”我顧不得胖司機在支愣着耳朵聽，一口氣說出來。
我以爲我們要去薛先生家，但車子停在了陳白露的公寓樓下。我有些詫異，薛先生劫後餘生，難道陳白露不應該陪在他身邊嗎？
推開門，我和楊寬都呆住了：酒氣熏天，濃重的煙味嗆得我直咳嗽，一浪接一浪的說笑聲從客廳裡傳出來，音箱裡似乎放着一支爵士，被大呼小叫的加碼聲不時地蓋過—陳白露竟然在這裡開了一個賭局。
我們瞠目看着這羣半醉的人，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想必是陳白露新結交的朋友。陳白露穿着一件白底繡櫻花的睡袍，露着光滑的胸脯和手臂，天，她手背上的浮腫還沒消呢，現在就推了一把籌碼上去，然後迅速輸掉了。除了陳白露，每個人手上都夾着一支粗壯的雪茄，那是薛先生送給陳白露的。她在煙霧裡開懷地笑着，又止不住地咳嗽，不時抽出一張紙巾捂住裂了口的嘴脣。
他們不知道她有肺炎嗎？
就算他們不知道，她自己也不在意嗎？
對面的書房門開了一條縫，我和楊寬看到薛先生露出半張臉。我們走進去，他站在書架前，臉上鬍子拉碴，也許是光線的緣故，我感覺他彷彿一夜之間老了十年。房間裡只開了一盞落地燈，桌上一大杯水裡泡騰片正飛快地冒着氣泡。
“您還好？”我問。
“有一點兒感冒，沒有關係。”薛先生說，聲音嘶啞。
楊寬指指外面的狼藉—
“她故意氣我的。”薛先生說，“她生我的氣。”
我差點兒脫口而出：“氣你活着回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