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祿諾是在四月下旬離開天津的，臨走之前，表示法軍將派軍隊巡視邊境，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聲明將在西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號，分別進駐諒山及保勝，要求中隊先期撤退。李鴻章對這個要求，率直拒絕，但對法軍巡邊，不置可否，亦未奏報。在他看來，中隊駐守邊界，只求敵人不來侵犯，至於在界外巡邊，自是視若無睹，彼此不生影響，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聽其自然，最爲上策。
那知到了閏五月初一，西曆的六月二十三，法隊九百人，由德森上校開到諒山之南的觀音橋，準備來接收諒山了。
觀音橋是個要隘，橋南橋北都是高山，橋南有四千人駐紮，由淮軍將領萬重暄率領，橋北則由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兵三營防守。橋南萬重暄的部下，因爲德森出語驕橫無禮，首先開火，火器不及法軍精良，爲敵壓制，退守橋北。德森揮軍追擊，想乘勝佔領北山高地，居高臨下，脅迫諒山。
其時右營由誘捕黨敏宣的寧裕明管帶，見此光景，雖憂亦喜，急急分軍三隊，兩隊埋伏左右山麓，一隊曳炮上山，抄出萬重暄之後，發炮下擊，法軍攻勢受挫。於是左右翼伏兵齊出，德森大驚，九百人潰退不成隊形。各軍一直追到郎甲。中國方面說“殲其銳卒數百人”，法國方面發佈的戰報說死二十二人，傷六十八人，雙方的數字，大不相同，但法軍大敗，則毫無可疑。
廣西巡撫潘鼎新原已認定粵軍無用，不給軍餉，預備裁撤，有此一戰，刮目相看，準發軍餉，而前方所需要的軍火，則始終不給。
潘鼎新與李鴻章關係極深，對李鴻章性情、作風，知之亦極深，當然要爲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應，因此他在廣西根本就不主張備戰。即令並無“保全和局”的顧慮，他亦不願打仗，因爲今昔異勢，打洋人對自己的功名有害無利。
多少年來的積習：諱敗爲勝，如爲小勝，必成大勝，戰報中誇誇其詞，甚至於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爲奇。那種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電報、有新聞紙，往往誇張戰功的奏摺，還在仔細推敲之中，而報上已經源源本本揭露了實況。朝廷就常引報上的消息，有所詰責，這樣子毫無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現在居然打勝了一仗，潘鼎新雖不能不發粵軍的糧餉，亦不能不電奏報捷，但卻不敢誇張，甚至還有意沖淡些，詞氣之間，彷彿表示，這是兵家常事，無足言功。這樣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鴻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於使朝廷太興奮，不然就是助長了虛驕之氣，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辦到的難題，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但是，打了勝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勝仗。敗軍之將貴如巡撫提督，革職的革職，查辦的查辦，正法的正法，既然功過如此分明，那麼獲勝的官兵，當然應該報獎。潘鼎新帶兵多年，知道這一層是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不然影響士氣，會發生絕大的麻煩，所以不得不報。
這一來要想沖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時潘鼎新遠在龍州也不知道李鴻章在天津跟福祿諾交涉的經過，將法軍自道依約巡邊，要接收諒山的話，都敘了進去。醇王一看，大爲詫異，五款簡約，記載得明明白白，何嘗有這些巡邊跟接收的話？事有蹊蹺，非問李鴻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鴻章當然不承認有條約以外的承諾，只承認福祿諾曾經提出節略，打算在什麼時候接收諒山，什麼時候接收保勝，當經嚴詞拒絕，由福祿諾將節略上的這一項要求，用鉛筆劃去，並有“簽字爲憑”。
這個解釋自是片面之詞，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間，有此一節，不論怎麼樣都應該奏報朝廷，好了解法國的用心。隱瞞不報，難辭含混之咎。
就在這時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議，認爲中國違約，要求賠償鉅額兵費，並且指出，五款簡約的中文本與法文本，在內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慣例，條約都以法文爲準，而況是法國本身與他國訂立的條約，當然更加堅持，一切都以法文本爲證據。
事態演變至此，慈禧太后深爲惱怒，一面降旨責李鴻章辦理交涉不善，一面對法持強硬的態度，分飭有關各省督撫、將軍、統兵大員，嚴密防範。當然張之洞和張佩綸也接到了這道密旨。
這時的兩張，正由李鴻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閱北洋水師。
其時劉銘傳亦正奉召進京，路過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門的上賓，宿將新貴，意氣軒昂。李鴻章不論爲了保持他個人重臣的地位，還是實現他創辦海軍的雄心，都須眼前這班“紅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籠絡，除去大張盛宴以外，親自陪着兩張一吳——他的會辦大臣吳大澂，出海巡閱北洋水師。
出大沽口自北而東，遍閱旅順、登州、威海衛各要塞，使張佩綸長了許多見識。當然，在天津、在船上，他與李鴻章曾多次閉門促膝，傾訴肺腑，取得了諒解。李鴻章幾乎以衣鉢傳人視張佩綸，唯一的要求是無論如何要在暗中協力，保全和局，否則不但創設海軍無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這是李鴻章看出法國其志不小，一定會在閩海一帶挑釁，但是他說不出退讓的話，希望張佩綸不管如何放言高論，在緊要關頭，能對法國讓一步。除此以外，李鴻章還期望張佩綸能對抗曾國荃將南洋大臣的實權收過來，一方面可與北洋呼應支援，一方面作爲未來“經畫七省水師”的張本。
對於這個主意，張佩綸自然深感興趣，因而以“抽調閩局輪船聚操”爲名，在天津就拜發了一個奏摺：
“竊謂海防莫要於水師，而閩省莫要於船政。
查閩省船政局，創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楨，造輪船以爲水師之基，設學堂練船以爲水師將材之選，用意至爲深遠。雖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爲舊式，而中國創設輪船水師，他日將帥必出於閩局學黨，一、二管駕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嚴。”
所謂“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輪船，一共二十二艘，駐於福建的只有八艘，其餘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揚武”號，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張佩綸，管帶是一員副將，名叫張誠，接談之下，才知道其中的情形，至於操練，則向無定章，所以坦率據情直奏：
“分操向無定期，合操亦無定法，舉各船散佈海口，養而不教，勢必士卒遊情，船械敝蝕而後已。伏念各省文風，通都大邑每勝於偏僻小縣者，序序之士，敬業樂羣，狹鄉之士，獨學無友也。各路陸軍，重鎮練軍每勝於零星防泛者，簡練之兵，三時講武，分泛之兵，終歲荒嬉也。”
以下引敘西洋水師訓練之精，然後論到中國的水師：
“中國急起直追，猶懼不及，若費巨帑以造輪船，而於水師訓練之法，忽焉不講，惟是南北東西，轉運應差爲務，使兵輪管駕，漸染綠營賭博嗜好之習，將來設立七省水師，利未開而弊已伏。”
這是爲了整飭軍紀，是建軍的根本要圖，理由極其動聽，辦法卻是另有用心。
辦法中首先提到曾與李鴻章“詳細熟商”，所得的結果是：
“擬將局造輪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陸續調回，在閩認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駕之勤惰，船質之堅窳，機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鈍，臣皆瞭然於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爲微臣歷練之資。無論海防解嚴，各船抽調回閩，近者三五日，遠者十餘日，即可回防，不至貽誤，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輪散碎，分防適以資敵，安能折衝？故欲縱橫策應之功，終以大建七省水師爲急。臣擬抽調局船，亦在閩言閩，一隅之計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調‘康濟’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驗看；廣東所調‘飛雲’兩艘，現在駐瓊轉運，暫緩調回，所有南洋各艦，擬即分別電諮檄飭，陸續調至閩海操練一次，仍令回防。將來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實有犄角之勢，三洋斷無畛域之分，容與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及會辦諸臣，次第考求辦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摺中所陳，各爲“考察操練”，其實是想騙南洋大臣轄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歸諸掌握。同時這道奏摺中還有兩層極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騙取朝廷承認，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輪船，都歸張佩綸指揮管理；第二是想確定他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駕船政大臣而上，與南北洋大臣及督撫並行的欽差大臣。
拜發了奏摺，立即上船，批示自然還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爲大海隔絕了。直到煙臺，方始與李鴻章作別，與張之洞一起坐“揚武”號取道上海，分赴閩粵。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戰火復起，和約瀕於破裂，“海防”由“解嚴”而又“戒嚴”。最壞的是觀音橋一役打了勝仗！如果是打了敗仗，則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爲已足，可以無事，一打勝仗，朝廷自然得意，更無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國亦必不肯善罷干休，閩海只怕從此多事了。
張佩綸開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陸遜，“行邊”固可耀武，“臨戎”卻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揚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頭皮，趕到福建再說。
一到閩江口，由“北水道”入馬江，未進口子，只聽巨炮連轟，隆隆然彷彿從四處八方圍擊“揚武”號似的。張佩綸大吃一驚，口乾心跳，自己知道臉色已經發白，但要學謝安矯情鎮物的功夫，裝作不經意地問道：“這是幹什麼？”
“回大人的話，是長門、金牌兩炮臺，放禮炮恭迎大人蒞任。”
聽得張誠的回答，張佩綸不自覺地透了口氣，既慚愧，又自幸，虧得能夠鎮靜，不然一到福建就鬧個大笑話了。
“取二百兩銀子。”張佩綸吩咐老僕張福：“請張副將犒賞兩臺兵勇。”
於是張誠謝過賞，親自指揮揚武號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駛，江口兩岸又有炮臺，即以南岸、北岸爲區分，照例鳴炮致敬，張佩綸再次放賞。
繞過青洲，但見港灣深廣，水波不興，這裡就是馬尾。南面一帶名爲羅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碼頭，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經率領文武員弁，站班在恭候欽差了。
何如璋是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繼德川幕府的“大政奉還”之後，發生“戊辰戰爭”，結果“倒幕派”取得勝利，由此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結束了多少年幕府專政的局面，開始了有名的“明治維新”。八年以後，中國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講的身分膺選。
在日本駐留了四年，任滿回國，何如璋到了京裡，與舊日僚友相晤，大談日本風景之美，詩料之豐。張佩綸問他，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怎麼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對。因此，張佩綸就很看不起他，雖然科名晚一科，卻不願自居於後輩，見面直稱他的號：“子義！”
反倒是何如璋稱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廳，奉爲上座，自己側面相陪，“幼翁”長，“幼翁”短，陳述船局的概況。張佩綸半仰着臉，“嗯，嗯”地應着，簡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陳述完了，何如璋又問：“局裡替幼翁備了行館，是先進省，還是駐節在此？”
“自然是進省。上頭當面交代，福建的應興應革事宜，讓我不妨先問一問穆春巖、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進省。”
這是指福州將軍穆圖善跟閩浙總督何璟，言下之意連福建巡撫張兆棟都不在他眼裡。何如璋不知他銜着什麼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闊斧地來整頓？益發不敢怠慢，當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塢，所屬的九個廠，以及教習製造和管駕的“前後兩學堂”。夜來設宴相邀，張佩綸辭謝不赴，何如璋將一桌盡是海味的燕菜席，連廚子一起送到行館，張佩綸總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標中軍，由首縣陪着，用總督所坐的八擡綠呢大轎，將張佩綸接到福州。將軍督撫以下，都在南門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則迎欽差，再則“請聖安”。
凡是欽差蒞臨，地方文武官員照例要“請聖安”，此時張佩綸的身分“如朕親臨”，所以下了綠呢大轎，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萬歲牌，下設香案，張佩綸一進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圖善跟何璟帶頭，鼓樂聲中，領班行禮，口中自報職名：“恭請皇太后、皇上聖安。”
“安！”張佩綸只答了一個字，這一個字比“口銜天憲”還要尊貴，是等於太后和皇帝親自回答。
行完這套儀注，張佩綸才恢復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與地方大吏見禮——這時就不能不敘翰林的禮節了。
何璟號小宋，廣東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與李鴻章同年。張兆棟則比何璟還要早一科，雖非翰林，卻真正是張佩綸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輩”。只是“後生可畏”，這鬚眉皤然的一總督、一巡撫，在張佩綸面前，不敢有絲毫前輩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樣，口口聲聲：“諸事要請幼翁主持。”
“國家多難，皇上年輕，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張佩綸一開口便是責望的語氣，何璟與張兆棟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倒是穆圖善比較灑脫，直呼着他的號說：“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閩海的形勢，我們比較熟悉。局勢搞到今天的地步，其來有自，所謂力挽狂瀾，恐怕亦不能靠一兩個人的力量。都是爲朝廷辦事，只要開誠佈公，和衷共濟，就沒有辦不通的事。”
這兩句話，頗有些分量，加以穆圖善先爲名將多隆阿所識拔，以後隨左宗棠西征，號稱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賢者，所以張佩綸不敢用對何、張的態度對穆圖善，很客氣地答道：
“見教得是！”
“說實話，朝廷的意向，我們遠在邊疆，實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戰之間，莫衷一是。”穆圖善又說，“幼樵，這一層上頭，要聽你的主意。”
“不敢！”張佩綸因爲和戰大計，有些話不便明說，而穆圖善又有將佈防的責任加上自己頭上的意思，因而發言不得不加幾分小心：“軍務洋務，關係密切，如今各國形勢，大非昔比，和戰之間，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輕易開釁，深怕各國合力謀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過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頓防務又是一回事，決不可因爲和局能夠保全，防務就可鬆弛不問。”
“那當然。”穆圖善說，“只是閩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幫助？”
“照規矩說，閩防應該南洋協力。不過合肥是肯顧大局的人，這次已經當面許了我，撥克虜伯過山炮二十四門，哈乞開斯洋槍一千二百杆。”張佩綸緊接着又說：“我想練一支新軍，要炮兵四隊，洋槍兵十幾營。洋槍當然不夠，要請北洋代辦，合肥亦許了我，一定盡力。”
這就更顯得張佩綸的實力了！一到便要練軍，看樣子要長駐福建，那就不會久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名義。一下子當上總督，自不可能，調補福建巡撫卻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張兆棟心裡就不好過了。
“幼翁，”張兆棟立刻獻議：“紙上談兵，恐怕無裨實際，我看不如請幼翁先出海，將全省口岸巡閱一遍，再定籌防之計，比較切實。”
“我也有這個意思。”張佩綸點點頭。
“那就歸我預備。”張兆棟自告奮勇，要替張佩綸辦差。
張兆棟雖很起勁，而何璟對出巡一事，卻不大感興趣，因爲一則以總督之尊，伴着張佩綸同行，到底孰主孰從，不甚分明，未免尷尬，再則戰守之責，實在有些不敢承擔，不如趁此機會推卸給張佩綸。
打定了這個主意，便對穆圖善拱拱手說：“春翁，請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說實話，去亦無益。”
最後那句話，自承無用，張佩綸沒有強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張兆棟看總督如此，亦不便過分表示親熱，因而最後只有穆圖善陪着張佩綸到海口巡視了一遍。
看倒沒有看出什麼，聽卻聽了不少。穆圖善對於福建的防務，相當瞭解，頗不滿何璟的縱容部將。談到福建的武官中，聲名最壞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署理臺灣鎮總兵楊在元，此人籍隸湖南寧鄉，早在同治年間，以督標中軍副將，調署臺灣總兵，因爲吃空、賣缺，爲人蔘奏，解職聽勘，且以供詞狡詐，下獄刑訊，面子搞得非常難看。那知到了光緒三年，不知怎麼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營餉，已照數賠繳”奏結，開復原官。
因爲貪污下過獄的總兵，重臨舊地，儼然一方重寄，臺灣的百姓，自然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的。而楊在元居然又幹了好幾年總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後病故，亦不報丁憂，戀棧如故，在穆圖善看，真是恬不知恥。
等二個是福寧鎮總兵張得勝，他受制於手下的兩名副將，一個叫蔡康業，一個叫袁鳴盛，紀律廢弛，根本不能打仗。不過新募了十營兵，防守長門等地的炮臺，如果張得勝一調動，這十營新兵有潰散的可能。
張佩綸一聽，怒不可遏。他可以專折言事，當然可以據實糾參，只是參劾歸參劾，調遣歸調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調遣總兵之權。回到省城，就擬好一道諮文，通知何璟，說海疆緊要，似楊在元這種“貪謬不肖之員，難與姑容”，請何璟“遴員接署”。
他的幕友勸他，這樣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規矩，奏參楊在元最好跟總督會銜，更不宜這樣徑自作了開缺的決定，而況臺灣的軍務，已奉旨由劉銘傳以巡撫銜負責督辦，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權。
張佩綸悍然不顧，照自己的決定行事。拜發完了參楊在元的摺子，接着又參蔡康業和袁鳴盛，特別聲明：“張得勝戰功夙著，不便臨敵易將，嚴加教誡，而撤該副將離營，諸軍始服。”又說：“臣以書生初學軍旅，來閩旬日，豈敢率爾糾彈？但大敵當前，微臣新將，非有恩信足以孚衆，若不信賞必罰，深慮此軍臨敵必潰。”等這個摺子發出以後，纔將張得勝傳了來，聲色俱厲地申斥了一頓。
消息一傳，沒有人敢說他跋扈，只覺得欽差大臣的威風，着實可觀。何璟、張兆棟、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裡都很明白，李鴻藻雖跟着恭王一起倒黴，而清流的勢力，卻如日方中。張佩綸受慈禧太后特達之知，內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鴻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張佩綸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別是何璟，身爲統轄全省文武，手操生殺予奪之權的總督，卻爲一個後輩欺侮到如此，自覺臉面無光，十分苦惱。同時，軟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該持何態度？因而長吁短嘆，恨不得上奏辭官。
他有個幕友姓趙，紹興人。這個趙師爺從咸豐十年，何璟當安徽廬鳳道時，延致入幕，追隨他已有二十多年。趙師爺本來專習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詩，談吐亦很風雅，所以東翁扶搖直上，由監司而巡撫，由巡撫而總督，對於刑名方面，雖不必再如何借重，卻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談詩論藝之暇，藻鑑人物，評論時局，頗有談言微中之處，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密友。
張佩綸的作爲，東翁的煩惱，自然都在趙師爺的冷眼之中。本來以爲何璟一定會移樽就教，來談他的苦楚，誰知何璟整日爲了應付張佩綸，只跟管章奏、管兵備、管洋務的幕友打交道，竟一連三天，未到趙師爺那裡。
於是趙師爺按照隨園食譜，親手做了幾樣好菜，又開了一罈家鄉寄來的陳酒，以詩代柬，邀東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應約而至，見面是強爲歡笑的光景，趙師爺故作不解地問起：何事不樂？
“你沒有聽說嗎？”何璟反問一句：“豐潤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帥說那裡話？”趙師爺斟酒相敬，“這是天助大帥成功，怎麼倒自尋煩惱？”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稱賀之意，那就竊所不喻了。”
趙師爺不響，咳嗽一聲，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聽差會意，都退了出去。
“我請問大帥，”趙師爺低聲問道：“豐潤此來，是爲什麼？
是不是想來立功？”
“那還用說！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趙師爺問道：“他的銜頭，是會辦福建海疆事務，若有功勞，難道就是他會辦一個人獨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這話有點意思了。”
“大帥明白就好。”趙師爺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寫了一個“李”字，“豐潤此來，就等於他來。和也罷，戰也罷，必有‘錦囊’付予豐潤，到時候自見妙用。大帥何妨坐享其成？當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帥莫非倒記不得了？”
何璟當過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間，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舊是湖廣總督。當年胡林翼刻意**於官文，但求能暢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讓於官文的苦心孤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記得。張佩綸雖決沒有胡林翼那樣的雅量，自己卻不妨學官文的度量，讓他暢行其志，反正不論軍務、洋務、緊要大事，必得會銜出奏，將來如有功勞，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談將來，且說眼前。豐潤即令眷風得意，一時亦巴結不到大帥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沒話可說，大帥豈不省心？”
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祿位，唯有安撫張佩綸，張佩綸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會有所搏擊。彼此都有退讓的餘地，所以相安無事是做得到。關鍵所在，就是一個“忍”字。
想到這裡，不覺深深點頭。趙師爺進言有效，越發話無不盡，“再退一步說，倘或局勢緊迫，豐潤束手，大帥……。”他突然頓住，然後問道：“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說！怎麼不能說。”
“話不中聽，怕大帥動氣。”
“笑話！”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遊，莫非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說：倘或戎機不利，豐潤束手，想來大帥亦決沒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時候，總歸逃不了一敗，何妨讓豐潤擋在前面，大帥肩上的負荷可以輕得多！”
這一來，何璟不止於點頭，而且舉杯。趙師爺算無遺策，進退兩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張佩綸拱手聽命，說如何便如何，絕少異議。唯一自作主張的一項措施是：調集了張得勝的一個炮隊，守護總督衙門。
法國的態度相當強硬。交涉分好幾方面進行，第一處是巴黎，由法國總理茹費理向新任中國公使李鳳苞提出照會；第二處是北京，由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跟總理衙門折衝；第三處是上海，總稅務司赫德，接受李鴻章的委託，在向逗留不進的法國新公使巴德諾調停；第四處是天津，任何負有交涉之責的法國人，從茹費理到軍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談和的情形亂得很。但法國的態度卻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謝滿祿在閏五月二十那天，向總理衙門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遵照簡明條約辦理，特旨通飭北圻的軍隊撤退，賠款二億五千萬法郎。限七日內答覆照辦，否則當自取賠款。”所謂“自取賠款”，是法國打算佔領中國的一個城市，作爲質押。照急進的孤拔主張，打算攻擊旅順、威海衛等地，但法國總理決定佔領基隆或福州，這是賣一個面子給李鴻章，因爲旅順、威海衛等處，是北洋水師的“口岸”。
管理總理衙門的奕劻，與李鴻章內外相維，始終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計想將法國新任公使巴德諾請到北京或天津，坐下來商談，無奈法國政府堅持不照約行事，巴德諾決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後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讓步，由總理衙門照會謝滿祿，保證北圻撤兵，在一個月內完成。但拒絕賠款，仍舊希望巴德諾早日北上，依照簡約規定，“會議詳約”。
法國的反應，是派軍艦一艘，直駛馬尾。雖然一到就擱淺，但無論如何是一個警報，張佩綸急電到京，總理衙門慌了手腳，因爲七日之期一滿，“自取賠款”這句話，已可證明，不是虛言恫嚇。
想來想去，只好重託赫德斡旋。赫德總算不辱使命，調解出來一個結果，中國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與巴德諾在上海會商。
但是情勢是外弛內張的局面，雖然法國外交部向李鳳苞表示，謝滿祿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計，賠款的數目亦可商量，但馬尾陸續有法艦開到，基隆亦有法艦，與劉銘傳同日而至。只是這些強敵迫近的消息，都沖淡在一道上諭中了。
這道上諭是派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爲全權大臣，剋日到上海與法使議辦詳細條約。並派陳寶琛會談，蘇鬆太道邵友濂會同辦理。同時指示交涉應守的分際：“所需兵費恤款，萬不能允，告以請旨辦理。最要者越南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答以由我處置。分界應於關外界分空地，以爲緩衝。雲南運銷貨物，應在保勝開關，商稅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節，切實辯論，均由電信請旨定奪。”
曾國荃想不到垂暮之年，還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電旨所示，與法國的要求，南轅北轍，根本是湊不到一塊的事。而且凡事“請旨定奪”，又那裡是所謂“全權”？因此，對於此一新命，曾國荃深感苦惱。
陳寶琛則更是憂心忡忡。書生典兵，會辦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場，一死就可報答皇恩，不負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強弱之勢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決不能成和議，能成和議，所籤的條約，一定是喪權辱國，罪浮於馬建忠。馬建忠爲人罵作漢奸，那自己這一來又成了什麼東西？半世盛名，平生清節，都要斷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決意不受這個“會辦”之名。擬好電報稿子，拿去跟曾國荃商量，卻很受了一頓奚落，指他獨善其身。這倒是誅心之論，陳寶琛無話可答，當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舊將電奏發了出去。
軍機處寄發的“電旨”，很快地到了，陳寶琛受了一頓申斥，措詞相當嚴厲，電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嚴譴。陳寶琛無法，只好跟着曾國荃到上海。
其實曾國荃也辭過一次，不過他幕府中有老於吏事的高手，顧慮到會碰釘子，不敢正面請辭，假作尚未奉到電旨，先陳所見：“疆臣戰將，不敢與聞和議”。軍機處接到電報，自然詫異，電信瞬息即達，又是密旨，電報局何敢怠忽？細細參究，方纔悟出曾國荃的妙用。當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樣，將計就計回了一個覆電，認爲他是未奉電旨以前方有此電奏，如今已經將派曾國荃在上海議和一事，通知法國，倘不趕緊赴會，就是失信。如果說疆臣戰將，不應議和，那麼李鴻章難道不是疆臣？最後又特別慰撫，說如“所議無成，即回江寧佈置，並非以辦事棘手之局，責該督以必行。”
話雖如此，曾國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議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賠償兵費，如果在這一層上不能讓步，議亦無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這時候，李鴻章函電交馳，先作了交代，聲明三點：第一、北圻撤兵之事，遲延有因，依照萬國公法，不算背約；第二、福祿諾臨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當時已加駁斥，既無公文照會，何足爲據；第三、諒山的衝突，法國指華軍先埋伏動手，不足聽信，實際上是法軍先開第一槍。
此外又有一個很要緊的電報，正就是曾國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鴻章表示，法國如果提出賠償兵費的要求，數十萬兩銀子，可以允許。又說：“各國公論，萬不足恃”。這因爲新派在總理衙門行走，頗爲掌權的張蔭桓，正在託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建議華府，調停中法爭端，主張將李鴻章與福祿諾所訂的天津簡約，交付各國公斷。李鴻章怕曾國荃對此寄予深望，因而觀望，所以特爲提醒一句。
就在曾國荃檢點行裝，準備專程赴會之際，北京方面仍在繼續交涉。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給了總理衙門一個照會，聲明上海會議必須先允許賠償，方能開議細約，法國在華的海陸軍，暫以西曆八月一號爲期，按兵不動。這是變相的另一通最後通牒，只是將限期放寬了五天而已。同時法國非正式表示的態度，亦很強硬。據報紙記載，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見，法艦不但會攻擊福州及基隆，同時亦會攻擊招商局的輪船。這個消息在他人並不注意，在李鴻章及他左右的少數人，卻是入耳驚心，寢食難安。
招商局是李鴻章假公濟私的利藪。先以“各省在滬殷商，或自置輪船，行駛各埠；或挾資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國自立招商局，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官局，似足順商情而強國體”爲名，在同治十三年奏準“試辦”。而這年浙江漕米北運，海舶不足，由李鴻章策動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知府朱其昴建議，即由未來的招商局承運浙漕二十萬石，酬庸的條件是由朱其昴籌辦招商局事宜。
設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管轄，卻由北洋大臣遙制。李鴻章當然也知道此舉攬權過甚，遇到稍微厲害些的兩江督撫，一定會據理而爭。所以試辦之初，特爲聲明：“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將招商局的性質確定爲商辦，就當然可以拒絕任何衙門的干預。
但是招商局名爲商辦，其實是官辦，戶部雖只借出制錢二十萬串，合銀六萬兩，而東南各省藩庫、海關，由於李鴻章的力量，都有“閒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極薄，在七八釐之間。至於營運收入，光是漕米一項，每一石發水腳銀五錢三分一釐，一年以運漕六十萬石計，就可以坐收三十萬銀子，真正是包賺不虧的無本生意。
爲了招商局的籌辦，由浙漕海運，沙船不敷應用而來，所以不得不籠絡掌管浙江海運已有十餘年的朱其昴，而李鴻章所信任的，卻是常州的一個秀才，捐班州縣分發到直隸的盛宣懷。盛宣懷又聯絡廣東一個商人唐廷樞來對抗朱其昴，李鴻章聽從盛宣懷的策劃，先奏請以唐廷樞爲總辦，朱其昴爲會辦，之後加委盛宣懷和徐潤爲會辦，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詔創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爲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內。招商局合計一總辦、四會辦，而實權都握在盛宣懷手中，間接也就是握在李鴻章手中。
由於招商局在營運上享有特權，所以一開辦生意就好，但亦是一開辦弊端就生，開支浮濫，冗員極多，帳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爲商辦，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幹涉，有李鴻章擋在面面，告到京裡，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是李鴻章的同年沈桂芬當權，也是“內外相維”，全力彌縫，怎麼樣也不能將招商局的那筆爛帳掀開來，更不用說想掘盛宣懷的根。
不過兩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設了十九個分局，有十艘輪船跑南北洋航線，南起香港，北至牛莊，營業鼎盛。這一來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聯合起來排擠招商局，壓低運值，爭攬客貨。招商局爲謀對抗，必須增加資本，擴大規模，正好美商旗昌銀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設計收買旗昌銀行，談判成功，收買旗昌洋行的輪船，作價二百萬兩，碼頭、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由李鴻章奏準，兩江撥借五十萬兩，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撥借五十萬兩。在這筆交易中，盛宣懷很發了一筆財，照例的回扣以外，還“戴了帽子”。而從旗昌買來的船，計有江輪九艘、海輪七艘、小輪四艘、躉船六艘，數目雖不少，性能卻不見得好，成了招商局一個極重的包袱，每個月須虧負五六萬銀子之多。
這是光緒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個御史上奏，指責招商局“置船過多，載貨之資，不敷經費，用人太濫，耗費日增。”
董儁翰的奏摺中又說：“招商局各輪船每屆運載漕糧之際，各上司暨官親幕友，以及同寅故舊，紛紛薦人，平時亦復絡繹不絕。至所薦之人，無非純爲圖謀薪水起見，求能諳練辦公者，十不獲一，甚至官員中亦有掛名應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領薪水者。”這是承漕運的遺習，照例用來“調劑”候補州縣的辦法，無足爲奇，只不過從無“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掛名應差”。這所謂“隔省”就是指直隸而言。
這個奏摺，措詞不算峻厲，但按常規，理應查辦，卻由於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盤籌劃，認真整頓。這反倒給了李鴻章一個機會，明裡張大其詞，說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價傾軋”，暗中承認購自旗昌洋行的輪船“年久朽敝”，而整頓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過“商股”將及三倍的一百九十萬銀子，“緩息三年”，到光緒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繳還三十八萬兩。換句話說，是公家免息借出鉅款，供盛宣懷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時還有一個附片：“請旨敕下江蘇、浙江督撫，漕米須分四五成撥給招商局輪船承運，不得短少，餘歸沙船裝載，以示體恤。此外江西、湖北採買漕米，仍照案歸局運津”。李鴻章說這些整頓辦法，“上不虧國、下不病商”。同時在折尾聲明，這個摺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歸北洋所管，與南洋大臣的關係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總”因禍得福，而盛宣懷則更是官運亨通，補了天津道爲李鴻章籌辦電報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風風雨雨，流言始終不息，而內幕亦逐漸揭露。盛宣懷經手這筆交易，有明暗兩面的好處，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經營不善，股票跌價，盛宣懷以七折收購，再由旗昌出面實足賣給招商局。明暗兩面的好處，總計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萬兩銀子，有七十多萬落入盛宣懷私囊。至於李鴻章分到多少，無可究詰，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乾股，卻是盡人皆知之事。
轉眼三年已過，到了該拔本的時候，招商局的“商總”又出了花樣，以積欠旗昌洋行船價六十九萬兩，不能不先行拔還，“以免外人貽笑”的理由，請李鴻章出奏，以每年所運漕米應領水腳運費抵還。這就是說，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運，應拔官帑，即無着落。此外又有一個附片，一則說：“招商局之設，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貿易規程，自行經理”；再則說：“創辦之初，奏明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三則說：“商務應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這樣反覆聲明“商辦”，就是爲五年以後留餘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萬石漕米北運，水腳運費抵還官帑，則到了光緒十年，官帑還清，整個招商局就都落入“商總”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間，兩江的局面有了變化，劉坤一調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軍的系統，當然不會象沈葆楨、吳元炳那樣聽李鴻章的話。於是，湘淮兩系的利益，在東南膏腴之地發生了衝突。
首先發難的是王先謙，官拜國子監祭酒，也是響噹噹的清流，奏摺之中有建言、有搏擊，筆鋒所及，盛宣懷首當其衝，王先謙替他下了八個字的考語：“營謀交通，挾詐漁利。”
“挾詐漁利”，即指收買旗昌輪船有瞞天過海的計謀在內；“營謀”當然是指百計取悅於李鴻章，得獲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這些地方常爲“交通宮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語，這例也不是無的放矢，而且王先謙本人也牽涉任內。盛宣懷走通了李蓮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謙據說用過李蓮英的錢，人言藉藉，大損清譽，然而並不影響他彈劾盛宣懷，尤其是因爲其中有整頓招商局的建議，更不能不發交南北洋大臣處理。
這是光緒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攬大權，因而批覆王先謙的諭旨，只令飭李鴻章和劉坤一，認真整飭。劉坤一主張徹查，李鴻章認爲不必，只要分年拔還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復。正在相持不下時，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嗚呼，等於盛宣懷失卻一座靠山，處境大爲不利。
果然，只不過隔了半個月——光緒七年正月十五，劉坤一單銜復奏，說“王先謙所奏，未爲無因”，指盛宣懷“蠹帑病公，多歷年所，現在乃復暗中勾串，任意妄爲”，將他於“收購旗昌時每兩抽取花紅五釐，私自以七折收購旗昌股票，對換足額，以飽私囊”的內幕，和盤托出以後，嚴詞抨擊：“濫竽仕途，於招商局或隱或躍，若有若無，工於鑽營，巧於趨避，所謂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員，有同市儈，置於監司之列，實屬有玷班聯，將來假以事權，亦復何所不至？”因而請旨，“即將盛宣懷予以革職，並不準其干預招商局務”。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這樣嚴厲的措詞，只是等劉坤一來動手，爲時已晚，盛宣懷已“成了氣候”。李鴻章因爲一方面還要重用他來辦電報、開煤礦；一方面公私兩端都無形中受了他的挾制。私的不必說，公的上頭，李鴻章不知保過盛宣懷多少次，說他“心地忠實”，說他“志切匡時”，而結果爲劉坤一罵得這等不堪，則如無一言辯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來保舉匪人，舉主連帶要受處分，果然盛宣懷革了職，自己亦脫不了干係。因此，李鴻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頭皮，爲盛宣懷硬頂。
他是這樣爲盛宣懷“辯誣”，說此人“在臣處當差有年，廉勤幹練，平日講求吏治，熟諳洋務商情，遂委以會辦之銜，往來查察。盛宣懷與臣訂明不經手銀錢。亦不領局中薪水，遇有要務，則與唐廷樞等籌商會稟。”談到旗昌一案，說是“即盛宣懷首發其議，亦於大局有功無過。況當日唐廷樞等於洋商已有成議，始邀盛宣懷由湖北前赴金陵，謁見沈葆楨。其事前之關說，事後之付價，實皆唐廷樞等主之也。”
這個奏摺實在不高明，言不順、理不直、氣不壯。收買旗昌輪船，要特地從湖北將盛宣懷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楨陳述其事，反更顯得劉坤一原奏中，“或隱或躍、若有若無、工於鑽營、巧於趨避”這幾句話，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鴻章將盛宣懷下一個“廉”字的考語，京中傳爲笑柄，說盛宣懷如果可當廉潔之稱：則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個個可以建坊旌表貞節了。
不過，李鴻章包庇盛宣懷，所憑藉的本就是他的地位聲勢。由於保薦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對他真個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鴻章全力籌辦“師夷之長”的各項洋務，愛惜人才，不免曲予優容，因此，儘管劉坤一的理由充足，還是李鴻章佔了上風，盛宣懷竟得免議。
劉坤一大爲不服，第二次上折嚴參，而且隱然指責李鴻章有意包庇盛宣懷，說“招商局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糜費帑藏，以及收頭此項輪船後，折耗益甚，採諸物議，核諸卷宗，盛宣懷等實屬咎無可諉”，所以，“即將盛宣懷查抄，於法亦不爲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到底劉坤一是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僅次於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有湘軍一系爲後盾，並可望獲得清議的支援，因而劉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懲治盛宣懷這個劣員。誰知奏摺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後，國有大喪，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舉朝惶惑，誰也沒有心思來管這件事。這給了盛宣懷和李鴻章一個絕好的機會。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劉坤一的奏摺雖如烈性的火藥一般，威力強大，無奈藥線受潮，竟沒有能炸得起來。
其時李鴻章又出了花樣，決心要將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歸入北洋。他的辦法是，配合向德國訂造“鋼面鐵甲船”的海防計劃，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腳爲擔保，拔還各省的官帑，移充訂造鐵甲船款不足之數。這一來，等於扯斷了各省跟招商局的關係，以大部分官款所辦的招商局，竟越來越象“商辦”了。
這個金蟬脫殼與移花接木兩計合併而成的策略，相當成功，官帑營運的收益，都歸入商股，所以官帑還是一百多萬兩，且大半屬於北洋，而商股則由七十餘萬增至三百餘萬。但是，招商局畢竟爲北洋大臣所創辦，總理衙門跟戶部亦可干預，這一點“官氣”脫不掉，無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業。
那知道法艦將會攻擊招商局輸船的消息，李鴻章與他的左右，在入耳驚心，苦思焦慮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來作爲一個讓招商局脫胎換骨，化公爲私的大好機會。
這個脫胎換骨的秘計，是由唐廷樞所倡議。此人是英商輪船公司帳房出身，對船務比較內行。輪船如果怕爲法艦所劫奪，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來不但要蝕開銷，而且機器不用，必致損壞。除此以外，就只有改變船籍之一法。
這個辦法又稱爲換旗。交戰國雙方的商船，如果改換中立國的旗幟，就可免予遭受攻擊，在萬國公法上有詳細的規定。這得請教律師，招商局聘僱得有現成的法律顧問，是英國的皇家大律師，名叫戴恩，認爲此事可行，但有時效，如果一旦戰事爆發，換旗就不爲法國所承認了。
當然這決不可能隨自己的意思，換那一國的旗就是那一國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換旗國家的承認，這就只有一個辦法，將招商局的產業，賣給那個國家。
這就有疑問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樞的私產，說賣就賣，除非暫時賣出去，事定以後還能買得回來。不過，這也不是不可以談判的，所以唐廷樞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試探，一面密電北洋，請示機宜。
很快地，李鴻章派了一名道員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學貫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駐外各使館學習洋務。回國以後，派在北洋當差，是李鴻章幕府中洋務人才的後起之秀。朝鮮之亂，李鴻章丁憂回籍，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派馬建忠與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艦東渡觀變。定策爲朝鮮平內亂，因而有吳長慶領兵三千東援之舉，及“誘執首亂之策”，將大院君李是應騙來，連夜送上兵艦，直航天津，這些都出於馬建忠的策劃。
李鴻章所以選派他來辦這樁差使，第一是因爲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爲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決定，因爲英國的法律繁雜，不如美國法律來得簡易，如果換旗以換“花旗”爲妥。
美商中經營輪船最具實力的，還是旗昌洋行，一經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這筆交易，議定招商局全部財產作價五百二十五萬兩銀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則開具美國銀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執。
一筆值數百萬兩銀子財產的移轉，就是那麼買蘿蔔青菜似的容易，合約由何人出面所訂，內容如何，原約保存在何處，什麼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瞞得滴水不漏，連總理衙門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時自然還不敢兌現，脫胎換骨，總也要長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輪船，忽然由黃龍旗換上星條花旗，卻是瞞不過人的，總理衙門接得報告，大爲困惑，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招商局已經被出賣。雖說是爲了防備法國奪船，但事先竟不奏聞，其心何居？實在費解。
因此，總理衙門用電旨詢問：
“從前設立招商局，置買輪船，系奏明辦理。現聞售於美國，李鴻章何以未經具奏，殊屬非是。海上轉運，全恃輪船，此舉自因恐爲法奪起見，究竟是否出售，抑暫行租給？着據實奏聞。並隨時酌奪情形，設法收回。”
雖然這通密電，措詞不算峻厲，而且已爲李鴻章開了路子，留下餘地，如果是“租給”而能“設法收回”，便可無事。
但也夠他受的了。
顯然的，宰相肚裡雖好撐船，但幾十條輪船，幾十處倉庫碼頭，到底也難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問，而眼前卻不能不先搪塞。李鴻章找了盛宣懷來，反覆推敲了五天，纔將復奏擬成。
這通復奏，首先還是婉轉說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輪船局本仿西國公司之意，雖賴官爲扶助，一切張弛緩急事宜，皆由商董經管。至與外人交涉權變之處，官法所不能繩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維持。
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權處置招商局的產業，而對外交涉，由商人來處置，反較官府出面爲方便有利。
以下便敘“海疆不靖，局勢日非，華商輪船二十餘艘，駛行洋麪，日有戒心。法人遍佈謠言，遇船劫奪，南北商旅鹹以搭儎局船爲戒。”因而不得不換旗，但是：
“細查各國律例成案，凡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釁以前。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之旗，有二艘換旗於戰事三日前，遂爲法人所奪，復有二艘易旗於戰前，暗立售回之據，亦爲英國所奪。布法之戰，兩國商船多售與他國，易旗駛行，事後仍復原業。若暫行租售，則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
千迴百折，忸怩作態，最後終於道出，招商局是被賣掉了。至於不事先奏聞朝廷，則已隱約解釋，是爲了事機急迫。
不過招商局雖已賣去，卻可收回：
“美國旗昌銀行主，願將招商局產，悉照原值銀五百二十五萬兩，統歸該行認售，該行以銀票如數抵給。他日事定，將銀票給還，收回船棧，權操自我，仍可改換華旗。道員馬建忠素習洋文，熟諳公法，前委赴滬會查招商局務，該員就近與戴恩及旗昌反覆商論，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價收回，旗昌亦誓言，決不失信，故於價值亦不計較。”
這就要談到責任了，到底此事是誰作的主？李鴻章是這樣說：
“馬建忠偵知法事叵測，遂毅然決然，獨肩其責，因與衆商定議，訂立合同，將各船棧，暫交旗昌，代爲經管，換用美國旗幟，照常駛行。兩面所押契據，銀行期票與股票，按照西國律例，均交律師戴恩收執，日後藉以爲憑。是戰前商船換旗出售，爲各國常有之事，中國雖屬創見，而衆商爲時勢所迫，亦屬萬不得已。至將來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衆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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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面將責任推在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馬建忠開脫。然而數百萬兩銀子出入的大事，李鴻章如說毫無所聞，那是自欺都欺不過的，他只好以“當法使議約未成之際，軍事旁午，臣雖知商船暫換美旗，而未悉其詳，是以未遽入告”作託詞。這樣說法，自嫌牽強，因而再一次使盡吃奶的力氣作官商之辯，論事機之迫：
“且此等事件，華商與洋商交涉，彼此全憑信義；律師既援西例擔保，而官長卻未便主議。外侮橫加，商情惶迫，數千人身家關係，而官無法以保護之，更無力以賠償之，商人自設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餘萬，商本四百數十萬，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縱自如。但冀法約早定，船棧照議歸還，中國商務復興，更無吃虧之處。惟聞法人四處偵探，總疑商局輪船，並非實售與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間攫拿，俾爲軍用，美國官商亦惴惴相與隱諱，竭力保護。
此中機括，尚求聖明默鑑而曲原之。”
這個奏摺是由專差送到京裡，投遞總理衙門。總理大臣已有十三員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權的只有三個人：閻敬銘、許庚身、張蔭桓。而閻敬銘憂心時局成病，在家休養，許庚身在軍機處極忙，不大到署，所以這些公事都歸張蔭桓看。
張蔭桓才氣縱橫，明敏異常，一看李鴻章這個奏摺，支離破碎，不僅不能自圓其說，簡直不成話說。其中最大的疑竇，就是究爲“實售”，還是“代爲經管”？未說清楚。如爲實售，則旗昌所開“收票”，應該向銀行收兌，縱爲“期票”，兌現亦總有日期，現在交與律師收執，到期不兌，不是白白吃虧利息？
若是“代爲經管”，則產權仍屬招商局，旗昌經管營運，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說憑几張不能兌現的“期票”及“收票”，憑空接收價值數百萬銀子的輪船棧埠去做生意，所入盡歸於己，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聞？
至於說事機急迫，倉卒定議，“美國官商亦惴惴相與隱諱”卻總不能說連朝廷也瞞着。這一點心跡難明，真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說別樣，只責成李鴻章將“兩面所押契據，銀行期票與收票”，從戴恩那裡收回呈驗，就拆穿了西洋鏡，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張蔭桓以前受李鴻章的賞識，最近受李鴻章的重視，論私誼自然要替他遮蓋，談到公的方面，與法交涉瀕於破裂，保全和局，端賴斯人，亦不宜在此時將他置於言官圍剿的犀利筆鋒之下。好在當初電旨所責成李鴻章的，亦無非“設法收回”，這一點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問。找個方便的機會，跟慈禧太后回一聲就是了。
誰知這個摺子的內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細讀之下，只覺得李鴻章處處拿洋人欺壓朝廷，只因爲“官法所不能繩”洋人，還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維持”這個藉口，便該放縱商人，自作主張。這樣的想法做法，又與漢奸何異？
不過，他只是從整個文氣中，有這樣一種感覺，談到西洋的各種律例，買賣規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個人可以請教，這個是他本旗的晚輩，名叫傑治，曾跟崇厚當隨員，駐留過法國和俄國，西洋的情形相當熟悉。
傑治也說到底是實售，還是代爲經管，搞不清楚，“倘是實售，斷斷沒有將來‘將銀票給還、收回船棧’之理，那是另一碼事。爲什麼呢？”傑治解釋：“船是活動的，天天在走，船身機器，都要損耗，出意外沉沒也有常事，雖有保險，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數收回？”
“這樣說，是代爲經管了？”
“更不是！”傑治大搖其頭，“代爲經管比實售更麻煩，實售只要價錢談妥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快當之至。代爲經管便要談經管的酬勞，管得好，怎麼樣優爲酬謝，管得不好，要負點兒什麼責任？有得好談，不是十天半個月能完事的。”
“那麼，照你看，是這麼一泡貓兒溺呢？”
“這話，熙大爺，我可不敢說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證：“我不會敘到摺子裡去。
你盡說不妨。”
“照我看，是賣掉了。只是怕這塊肥肉，會有骨頭卡在喉嚨，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贓不遲。”傑治又說，“摺子裡，旗昌付的到底是什麼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說銀票，後來又說期票、收票，莫衷一是，這就有毛病。”
“這三種票子不同？”
“當然不同。銀票是銀行裡出的票子，就跟咱們中國的莊票一樣，只要這家銀行信用好，擱長些不要緊，隨時都可兌款。不過，也沒有這樣傻的人，不去兌款，白吃虧利息，若是相信這家銀行，拿銀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裡生息，豈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說越多了。”盛昱很有興趣地問：“期票、收票又是怎麼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開。譬如說，我有一筆款存在英國匯豐銀行，留下簽字式樣，銀行就發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數目以內寫明，憑票付多少就是多少，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過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這比中國錢莊憑存摺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妥，將傑治的話從頭細想了一遍，找到疑問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麼知道你銀行裡存着那麼多的錢？”
“這自然是憑信用，比較妥當是到銀行裡‘照票’，現在有電報，重洋萬里，片刻之間亦可以查清楚。不過‘收票’不兌，總有危險，萬一出票商家倒閉，收不到錢，豈不是自貽伊戚？所以我實在不懂，爲什麼要拿契據、期票、收票都交給英國律師收執？”
“這又是搬出洋人來唬人，以爲洋人信用好，萬無一失。如果他呈驗契據，又可以推託，說存在洋人那裡，一時取不到。”
“那有這回事？”傑治笑道：“這話哄小孩子怕都哄不過。洋人居間，也不過多拿一份契據副本。幾百萬銀子的出入，豈能一點憑據都沒有？至於向銀行收銀的票據，更沒有交給律師的道理。萬一律師跟對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來就懷疑，怎麼說‘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衆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覆。’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擔得起五百萬兩銀子的責任？且不說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盜這筆鉅款，只說馬建忠跟戴恩之中，萬一有個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則所謂‘節節矜制’豈不是脫了節，如斷線之鳶，無影無蹤？如今聽你所說，根本不合規矩，則所謂‘交戴恩收執’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詞。國家重臣，敢於如此欺罔，莫非真以爲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輕侮嗎？我非參不可。”
“熙大爺，”傑治提醒他說：“合肥自命懂洋務，實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許有人在欺騙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馬建忠。我當然也放不過他，而且必得從他身上來做文章。不過，說合肥受欺，這話倒難苟同，合肥不是易於受欺的人，他屬下也沒有人敢欺他。”說到這裡，盛昱長嘆一聲，“怪來怪去是我錯！”
“這就奇了。”傑治大爲困惑，“跟熙大爺你什麼相干？”
“我不該參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樞廷，合肥決不敢如此胡作非爲，再往前說，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羅！”
“那，熙大爺，你是說，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戰，跟合肥主張不同，不過，要開仗，也還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準了這一點，纔敢於這樣子悍然無忌。”
“啊！”傑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隻手洋務，一隻手北洋，是和是戰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這樣子，真正左右逢源，無往不利了。”
“對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訴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戰？戰有勝敗，一敗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講和，他那一隻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卻能唬朝廷，可以當一輩子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等傑治告辭，盛昱隨即動筆草擬彈章，明攻馬建忠，暗攻李鴻章。將他們綰合在一起，作一建議：
“奴才揆今日情事，縱不能將該員監禁爲質，似應即行革職，飭下總理衙門，責馬建忠以收贖招商局保狀，飭下李鴻章，責以羈管馬建忠保狀。招商局關係江海碼頭，中外商務，勢不能不稍從權宜，以冀收贖。如竟不能收贖，即將該員正法，如該員逃匿，即將李鴻章正法。使外國人聞之，知小臣權奸，皆難逃聖明洞鑑。”
摺子是擬好了，但就在要謄清呈遞時，得到消息，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已經下旗出京。這是交涉決裂，邦交中斷，雙方將以兵戎相見的鮮明跡象，所以總理衙門密電各省督撫備戰。大敵當前，戰機迫切，如果以這樣嚴峻的措詞，參劾重臣，未免太不識大體。因此，盛昱只有將折底鎖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說。
謝滿祿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歸於決裂，當曾國荃在上海與巴德諾開議那天，就已註定了。
正式開議是六月初七。曾國荃與陳寶琛以外，新派駐日使臣許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協助交涉。巴德諾提出要求三款，其實只有兩款，又重在賠兵費上面，開價兩萬五千萬法郎，摺合紋銀一千二百五十萬兩，同時要決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國政府幹脆痛快，願意速了的話，賠款可以減少五千萬法郎。至於第一款要求革劉永福的職，只要賠款談妥，當然可以讓步。
曾國荃由於曾得李鴻章的授意，當即表示：可以用撫卹法國陣亡官兵的名義，付給五十萬兩。巴德諾一口拒絕，而朝廷又以輕許賠款，傳旨申斥，曾國荃搞得兩頭不討好。而會辦大臣陳寶琛爲了支援張佩綸，又堅決主張由南洋派出兩條兵輪到福建，正遇着曾國荃情緒大壞的時候，就沒有好臉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絕，“我決不能派。”
“元帥，”陳寶琛的詞氣也很硬：“閩海危急，豈容坐視？
不能不派。”
“閩海危急，南洋難道不危急？前一陣子張幼樵電奏要船，軍機處覆電南北洋無船援閩，由廣東、浙江酌調師船。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曉得？”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如今小宋制軍急電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義，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國荃只是搖頭，“我南洋也要緊。”他說，“沒有從井救人的道理。”
這是表面文章，曾國荃真正的顧慮是怕一派兵輪，貽人口實，巴德諾會認爲一意備戰，並無謀和的誠意，因而使得大局決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僅只南北洋兩大臣，連主戰最力的醇王，反對賠償兵費最堅決的閻敬銘，亦都動搖了，因爲調兵籌餉，處處棘手，倘要開仗，實在沒有把握。閻敬銘願意設法籌一百萬兩銀子，以“邊界費”的名義，付予法國，徵得醇王的同意後，會同入奏。
醇王幾乎天天被“叫起”，只是爲了避嫌疑，表示與恭王以前的“議政王”有所不同，從不與軍機大臣一起進見，或則“獨對”，或則與總理大臣同時跟慈禧太后見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親政以前，先與慈禧太后一同接見臣工，學習政事，只有召見“本生父”的醇王時，方始“迴避”。
這天是與奕劻、閻敬銘、許庚身及其他總理大臣同時“遞牌子”進見，奕劻首先陳奏：“巴德諾已經有照會給曾國荃，昨天是西曆八月初一，議定賠款的限期已到。今後法國任憑舉動，無所限阻。看樣子，只怕一定要佔領我中國一兩處口岸，作爲勒索之計。事機緊迫，請皇太后早定大計。”“法國的限期，也不止說了一次了，到時候還不是沒事？”慈禧太后微帶冷笑地說，“你們天天商量，是和是戰，到現在也總沒有一句切實的話。要打，有沒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總得找條路讓大家好走啊！”
“現在法國也是騎虎難下，巴望着找個臺階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從中轉圜，據曾國荃打來的電報，恤款能有三百萬兩也就夠了。李鳳苞從巴黎來電，說法國已有話透露，可以減到兩百五十萬兩。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給一百萬兩銀子，一定可以和得下來。”
“一百萬兩也不是小數目，那裡來？”
“跟皇太后回話，”閻敬銘接口答奏：“這個數目，臣可以籌足。”
“是賠法國的兵費嗎？”
“不是賠兵費，是給法國的‘邊界費’。”
“什麼叫‘邊界費’，還不就是‘遮羞錢’嗎？”慈禧太后堅持不允，“決不能給！這一次是法國無理，反而叫咱們中國賠他兵費，欺人太甚。照我說，應該法國賠咱們兵費。凡事總要講道理，如果你們肯用心辦事，早請出別的國家來調停公斷，何致於弄成今天法國得寸進尺的局面？”
“各國公論，並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國願意出面調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國使臣楊約翰見面，總拿好話跟他說，楊約翰說美國極願意幫忙，總在這幾天，他京城裡就會有確實迴音來。”
“那就等有了迴音再說。”
“只是法國蠻橫無理，怕他們這幾日就要挑釁，基隆、福州都很危險。”
“萬一要開戰，也只有接着他們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備戰，總不能說一聽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嚇得發抖吧？”
聽到這樣的話，醇王只覺得臉上發燒，再也說不出求和的話了。
“我也不是一定說要開戰，不過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氣咽得下，什麼都好說。”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說，“法國兵艦有好些開到福建，當然不能不防。你們再仔細去籌劃，果真開仗沒有把握，咱們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轉意，也願保全和局的模樣了，而就在這時候，張佩綸上了一個“密陳到防佈置情形”的摺子，使得她的態度，又趨強硬。這個奏摺是這樣寫的：
臣於閏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請進軍馬尾，力遏敵衝，飭記名提督黃超羣，引軍由陸潛進。二十七日復得北洋大臣李鴻章電，稱法領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滿，即攻馬尾船局之說。臣恐敵釁，即在目前，於是夜冒雨遄發，侵曉駛至船局，與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兩營隊伍選鋒亦至，臣令沿途多張旗幟，列隊河干疑敵。”
除了疑兵之計以外，張佩綸又很得意地奏報孤拔對他有忌憚之意：
“先是臣軍未至，與何如璋密商，以水師遊擊張成率揚武兵船一艘，暨兩小蚊船與敵船首尾銜接相泊，備敵猝發，即與擊撞並碎，爲死戰孤注計。敵人惡之，三日以來，賴以牽制。晨光熹微，法水師提督孤拔，驟見臣軍旗鼓，則就師船詰問，疑我欲戰，臣令張成答以中國堂堂正正，戰必約期，不尚詭道，囑該提督無用疑懼。該提督即邀張成相見，詞氣和平，言中國待我有禮，聞百姓驚疑，我船亦擬先退兩艘等語。視二十七日法領事帕裡塞照會之辭頓異。臣仍飭水步各軍嚴備，並親率黃超羣等周曆中岐山，以望敵師，船則大小五艘，錯落羅星塔，距船廠僅半里許。連日茶市頗停，民情洶懼，蓋敵取福州之說，騰播於兩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來敘述船局難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條疑兵之計：“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備戰，顧臣軍實無一雷也。”
這條疑兵之計，在第二天即有效驗，法國兵船退了兩艘，但“出則聯口外之三艘以駭長門，入則聯口內之兩艘，以疑船局”，而閩江僅有三條“局船”，孤危撐拒。敵人可退可進，可戰可守，況且“南北洋兵船迄無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敵退解嚴？”同時也提到總理衙門的一個電報。
總理衙門倒是看準了法軍的謀略，第一，必得佔領中國一處口岸，作爲勒索的憑藉，但中國與外國議和，非李鴻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則逼近畿輔，京師震動，李鴻章的處境相當困難，和局難成，對法國亦沒有好處。
因此，第二，所佔之處須遠離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對海軍補給方便的地方爲理想。這樣，基隆有煤礦，福洲有船局，便成爲法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就是首當其衝的鵠的。
總理衙門因爲連日接到電報，法國兵艦在閩江口出入頻繁，而交涉方面劍拔弩張，看樣子福州船局必難倖免法國兵艦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鴻章的判斷，“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馬尾守軍肯小小吃些虧，戰局不致擴大，則和局猶可挽回。所以給張佩綸一個電報：“小挫可圖再振”。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會追究責任，勸他忍辱負重的意思。
張佩綸自然懂得，卻不受勸，他說：“果臣軍一敗，資仗都盡，無兵無餉，又誰與圖再振乎？”當然，他這樣侃侃而談，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爲了反襯他的忠勇奮發之忱，他不能不牽扯彭玉麟作個比較。據說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辦理廣東軍務，與兩廣總督張樹聲劃定防區，彭玉麟當南面瓊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動廣東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爲保障。此事爲張佩綸所卑視，正好拿他皮裡陽秋一番，用來擡高自己的身分，表揚自己的功勞：
“當臣出次時，省城民無固志，風鶴皆兵，頗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瓊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進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馬尾不戰而失，遂其質地索償之請，而臣且在省靜候，與此土一併贖還，其靦然何以爲人？故不敢自安，以免爲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謂此軍即可制勝也。”
“此軍”就是黃超羣一軍，是張兆棟留以自衛，爲他硬奪了來的，此軍雖未必可以制勝，但張佩綸卻仍有制勝的把握。
“臣親至前敵，則頗覺各營之偵探、各路之電傳，半亦法人虛聲恫嚇，而臣前請先發制人之算，尚非毫無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於兩點判斷，第一、中國對法國一再讓步，法軍不必死戰，而反恐張佩綸所指揮的水師和陸軍，拉住他們死戰，在士氣上先已遜了一籌；其次，法國在閩江之內的兵艦，僅不過多於局船兩艘。如果法軍全部登陸，則可乘虛襲擊敵艦，倘或登岸一半，僅不過數百人，以兩千陸軍迎擊，法軍未必能佔上風。而況敵軍深入內陸，處處可以斷他們的歸路。同時近**汐“小信”，法國兵艦出入不便，這都犯兵軍之忌，而爲張佩綸所以要想開戰的原因。
論兵法講究“知己知彼”，說過自己有這樣的勝算，還要估量敵情，張佩綸滿懷信心地表示，敵人看見他的鬥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舊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國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師提督，挾盛氣而來，謂閩官必降心相從，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與之先講，復欲與之先戰，若遽爾退師，亦恐見誚他邦，取譏士卒，是以遊駛壺江，以掩其退避之跡，而仍爲挾制之端，計亦狡矣！臣逆料該提督必已密電巴德諾，非雲欲犯他口，即雲鬚遣人赴滬講解，曾於昨日電達李鴻章，囑其斷勿赴滬。當此主憂臣辱，臣既有軍旅之寄，不能一戰以建威折敵，更何敢大言不怍，無臨事而懼之心？惟念敵情，當以力爭，難於理喻。今法船在閩，其勢稍轉，必有一二自命能辦洋務之人，攘臂以居辨難調處之功，沒將士死守之孤忱，爲無賴希榮之捷徑，長敵焰而損國體，無逾於此，是以將前敵實情，委曲敷陳。”
這番陳奏，大大地壯了慈禧太后的膽，而最使她感動的是，張佩綸在折尾立誓：萬一局勢轉惡，“我援竟斷，法艦紛來，恐彼猝攻前敵，據我上游，我軍終於不敵，然臣所將水步兩軍，誓當與廠存亡，決不退縮，以貽朝廷羞。”是這樣有爲有守、忠勇奮發的氣節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於美國“說合”的打算，終於落空，法國正式拒美國調處，同時對基隆採取了行動，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領兵艦四艘，轟擊基隆炮臺。劉銘傳得報，一面下令自行炸燬基隆煤礦，一面親率提督四員，擊退了登陸法軍，不過他自己亦趕緊退到了淡水。據劉銘傳自己的解釋：臺灣沒有兵艦，海面無法與法軍爭鋒，只有引誘他們上岸，纔可以“聚殲”。
法軍不肯上當，留下三艘兵艦在基隆海面監視，同時由巴德諾照會曾國荃，法軍攻取基隆，作爲質押，暫時不取福州，要求賠償兵費八千萬法郎。
局勢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見此光景，和既不甘，戰又不可，六神無主之下，只有奏請召集廷議。
就在這時候，陳寶琛來了一個電報，有一句話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這句話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開仗必敗無疑，慈禧太后深知這班清流，賦性剛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處萬難，絕無可爲，決不肯說這種萬般無奈的泄氣話。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也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總理大臣們嘆氣，“到底能不能打？你們總得有句實實在在的話。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壞。”
六月二十二的天氣，密雲不雨，悶熱不堪，醇王急得滿頭大汗，很想說一句：“要開仗亦未見得沒有把握。”卻就是說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無用，她願重用他也就因爲他無用。所以兵餉兩事，此刻便直接向許庚身和閻敬銘兩人垂詢。
“許庚身！”她問：“你看，如果開仗，有沒有把握？”
這是最難回答的一問。不過許庚身對和戰大計雖不能完全拿主意，而從洪楊平後，在軍機當“達拉密”，凡有關重要軍務的上諭，幾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軍而興的淮軍，積習重重，並不可恃；北洋水師，則如甫離襁褓，正在學步，還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機營更是虛糜“京餉”的“擺設”，所以雖管兵事，卻主持重。當然，他不肯得罪李鴻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說他們的兵不中用，平時一再表示：備多力分。此時亦仍是這樣回奏。
“我中國幅員遼闊，口岸太多。當初祖宗設兵駐防，專重陸路，道光以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當初所萬想不到的。自文宗龍馭上賓，仰賴皇太后操勞於上，發捻次第削平，講究海防至今，亦不過十幾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國已經營了幾十年的海軍相比。備多則力分，處處設防，處處防不勝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連三，急電請援，而南北洋實在都抽不出兵艦可以調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調動，法國又舍馬尾而攻基隆，飄忽難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報紙，說法國水師提督孤拔是一員猛將，打電報到他們的海軍部，要攻山東芝罘、威海衛、旅順，敵師北犯，京畿震動，所關不細。”說到這裡碰個頭，結論就不必說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嘆口氣，轉臉又問：“閻敬銘，你怎麼說。”
“依臣看，以收束爲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餉，目前餉源甚絀。最可慮的是，南漕多用海運，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時……。”閻敬銘很吃力地說道：“‘民以食爲天’！皇太后聖明。”
北方糧食一向不夠，如果南漕中斷，這一缺糧，人心浮動，會引起極大的變亂。轉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慄。
“照這樣說，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豈有投降之理？”醇王異常不安地說：“聖諭教臣等置身無地。”
“是啊，不但你們置身無地，我將來又有什麼臉面見祖宗？
大家總得想個辦法出來！”
“臣愚，臣以爲國家百年大計，不爭一日之短長，而要有持久之策。”許庚身越次陳奏，“歷來廷議，空言搪塞的居多，這一次要請嚴旨，責成大小臣工，悉心詳議，如是空言塞責的復奏，當即擲還。”
許庚身很巧妙地轉移了話題，慈禧太后不自覺地點點頭：“你這話說得實在。就照你的意思擬旨，這兩天收到的照會，南北洋跟福建來的電報，陳寶琛的摺子，都發下去，公中閱看。”
“是！”醇王答應着。
等退出殿來，醇王汗流浹背，神氣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爭強好勝，然而是庸才！多少年來一直說恭王不好，受了孫毓汶的鼓動，貿貿然定計奪權，將一副千斤重擔，糊里糊塗接了過來，一上肩就有不勝負荷之感，如今進退兩難，寸步難行。想起有人傳來恭王的一句話：“看人挑擔不吃力”，自覺羞愧惶恐，因而纔有那樣內心的激盪，自我震慄失色的神氣。
“星叔，”他對許庚身說，“我先回去。你們跟萊山商量一下，出宮先到我那裡。”
“是！王爺請先回去歇着。千萬不要着急！”許庚身安慰他說，“局勢總還可以挽回。過了這一關好好籌一條持久之計，不患沒有揚眉吐氣之日。”
“現在也只有這麼想。不過……，”醇王眨着眼，在轎子旁邊想了好一會才說：“咱們回頭再談。廷議，你們好生預備。”
他是不到軍機處的，平時辦事，都是在府，常由慶王傳話。最近因爲局勢緊急，而且醇王特加關照，所以這天下午軍機處散值以後，慶王、孫毓汶、閻敬銘、許庚身一起上適園謁見。
“廷議定在二十二。”慶王說道：“御前、軍機、總署、六部九卿、科道、講官。”
這是報告規定參與廷議的人員，醇王詫異地問：“何以沒有王公？”
“萊山！”慶王轉臉看着孫毓汶：“你跟七爺回吧！”
廷議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創例，此例是孫毓汶所創，目的則在解醇王的圍。因爲醇王“在野”時，放言高論，抨擊恭王措施失當，詞鋒往往極其銳厲，如今易地而處，怕恭王，還有向來有什麼、說什麼，出言不加考慮的惇王，當着大庭廣衆拿話擠得醇王下不了臺。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講官必然會隨聲附和，於是醇王在無法招架的情況之下，作成主戰的結論，那時大局就難收拾了。因此，孫毓汶贊成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乾脆不讓恭王跟惇王與議。
當然，這話不便直說，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當中，不也有王公嗎？”
醇王也會意了，點點頭不提這事，卻問到講官：“盛伯熙他們不知道會怎麼說？”
“他們還能說什麼？無非定論而已。”孫毓汶又說，“張幼樵在福建、陳伯潛在南洋、吳清卿在北洋、張香濤在廣東，都是手握兵權的，如果開仗，他們當然運籌帷幄，決勝俄頃。朝廷預備着紅頂子就是。”
在這番似譏似嘲的話中，孫毓汶透露了他的權術，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陳寶琛已說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話，足以看出主戰的論調已大不如前。而非爲講官首領的盛昱，如果有所責難，亦就等於跟兩張陳吳等人過不去了。
意會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過兩三個月的工夫，當國的苦況，他已經領略透了，和戰之間，並不能一言而決，和也罷、戰也罷，都無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勢來說，“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爲“不和而悔”必然喪師辱國，賠償兵費，追究責任，搞得天下大亂，元氣大喪。“和而悔”則至少保全了實力，可以徐圖再舉，發奮爲雄。這樣淺顯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迴曲折，繞上許多彎子來應付慈禧太后的責難和清流的主戰論調，尤其是清流，人多口雜而個個振振有詞，真是重重牽絆，處處掣肘。現在聽孫毓汶所說，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較好辦得多了。
於是再商量復奏的措詞。向來廷議必有復奏，稱爲“公折”，預先備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單獨具奏。公折或由內閣主稿，或由軍機撰擬，或由領銜召集的王公預備，看所議何事而定，這一次議的是和戰大計，理當由軍機預擬奏稿。
但孫毓汶又有異議，折底雖由軍機預備，卻不妨交由伯彥訥謨詁提出。這好象匪夷所思，但經他一說明緣由，卻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這樣做是爲了要避免一個人擾亂全局，這個人就是左宗棠。從他五月間奉召復起，到京以後，恩寵不衰，仍舊入直軍機，兼管神機營。但是他的脾氣未改，依然好發大言，好罵人，而且神智恍惚，說話顛三倒四，軍機同僚，沒有一個不覺得頭痛。如果這個公折底稿由軍機預備，他一定有許多意見和挑剔，弄得無法定稿，所以不如由這次廷議中爵位最尊，復奏領銜的伯王提出折底，乾脆不使左宗棠與聞，反倒清靜無事。
“這也好！”惇王深深點頭，然後又皺着眉說：“此老實在煩人。”
“有辦法！”孫毓汶接口說道，“此老本不宜參廟議，看機會還是請他出去帶兵吧！”
“萊山這話如何？”醇王看着閻、許二人問。
閻敬銘和許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論人情，亦覺得太過。只是此老在朝，也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不願表示意見。
“看情形再說吧！”醇王也覺得這樣安排不妥，擱置不談，“折底就請星叔動筆。”
“是！”
“我還有件事，跟大家商量。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現在爲了振作士氣，不能不這麼辦，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爺的例子，以‘奉命大將軍’的名義，帶領神機營，到越南去打法國鬼子。”
此言一出，舉座大驚，連孫毓汶都張口結舌了。“老五太爺”惠親王在咸豐三年奉旨授爲奉命大將軍，只不過督辦畿輔防剿事宜，與出師越南豈可同日而語？
“祖宗創業維艱，雖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不過騎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關的時候，王公大臣沒有不能開強弓，說‘國語’的。承平日久，習於驕逸，純廟高瞻遠矚，極力糾正，較射三箭不中鵠，立刻斥責，八旗子弟鄉會試，先試弓馬，合格了才許入闈，此所以有‘十大武功’。當時明亮、奎林他們，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場。純廟聖諭：‘周朝以稼穡開基，至今以農立國，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廢武就是忘本！’”醇王說到這裡又激動了，“就因爲八旗忘本，纔有今天外敵欺凌之辱！”
“王爺見得極是。”孫毓汶勸道：“不過以王爺的身分，親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親冒矢石也不致於。我自然是在關內安營，指揮督戰，無須親臨前敵。”醇王又說：“唯其以我的身分，親自督師，才能振作士氣。”
“說實在的，王爺有這番意思就夠了……。”
“不夠，不夠！”醇王搶着搖手，“一定要到前方，打個樣子給大家看看。有人說神機營是虛好看，我不服氣。從前文博川帶神機營到奉天剿馬賊，打得很好。他回來跟我說：神機營不是不能用，只不過京師繁華之地，把他們養得懶了。一到苦地方，擺不上‘旗下大爺’的譜，自己不動手，連頓飯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這話真是閱歷之言。再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機營操練了這麼多年，臨到該他們露一手，還不拚命爭個面子？我意已決，你們勸我也沒有用。”
“王爺！”
閻敬銘才說了一句，醇王便又搶着開口，“丹翁！”他拱拱手，“這餉的方面，你無論如何要幫我的忙。乾隆年間，大將軍督師，都特簡大臣籌辦糧秣，你年紀這麼大了，我當然不敢勞動你，不過，務必要請你派年輕力強，吃得苦、耐得勞的司官，替我管糧臺。”
說到這樣的話，閻敬銘只能恭恭敬敬應一聲：“是！”
孫、閻二人都“沒轍”了，只拿眼望着許庚身。他當然也有一番話說，只是看醇王滿懷信心，意氣甚豪，不便潑他的冷水，越潑越壞，變成激將，更難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麼能讓醇王知道，神機營不中用，而又不傷他的自尊？
才能讓他知難而退。
這片刻工夫，已經思量停當，卻閒閒問道：“王爺預備用什麼人蔘贊？”
“榮仲華！”醇王脫口相答，“仲華委屈了好幾年，我心裡也很過意不去。沈經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複用，他不肯。如今總得幫幫我的忙。我已經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該“壓馬”的年紀，我備八匹好馬，作爲他的報效，只要有旨賞收，自然就會開復他的原官。”
“王爺篤念舊人，真是教人感激。榮仲華是好的。不過，王爺，”許庚身說道：“三國的故事，不可不以爲鑑。”
“三國的故事？”旗人拿《三國演義》當作兵法，醇王雖不致如此，陳壽的《三國志》，卻是當年在上書房的時候，奉宣宗面諭，特別要念熟的，所以三國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說的是那一個？”
“我說的是赤壁之戰。當時劉、關所部，不過精甲萬人，劉琦的江夏兵還不到一萬，周瑜、程普亦不過各領萬人，合孫劉之兵，不過四萬。曹瞞所部，號稱百萬，實際亦有四十萬，以十對一，而衆寡不敵，只爲魏師北來，水土不服，軍中瘟疫流行，以致於一把火燒得他卸甲丟盔。”許庚身緊接着又說：“南人乘船，北人騎馬，習性使然，無可勉強。神機營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爲奉天的氣候跟京裡相差不遠，如今到了炎荒瘴癘之地的西南邊境，天時不對，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氣，沒有一個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來磨，那一來，豈不損了王爺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動容。
“星叔，這話說得是。”閻敬銘急忙附和，“我在山西辦賑的時候，深知饑民易救，瘟疫難當。到那時候，趕緊運藥到前方，怕都來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爺體氣雖壯，從來也沒有到過南邊，萬一水土不服，上系廑慮，”許庚身用極懇切的聲音說：“王爺又何能心安？”
“責備得是。”衷心悅服的醇王，措詞異常謙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領教。”
“王爺太言重了！”許庚身站起身來，垂手答說。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宮裡見吧！”
第二天黎明時分，醇王已經約了他的兒女親家伯彥訥謨詁，在內右門的內務府朝房見面，一起看許庚身所擬的公折底稿。
這個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敵愾之義，說法軍猖獗，攻擊基隆，在廷諸臣，同深憤激。第二段提到陳寶琛的摺子，說他素日剛毅，現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語，自然是他身在局中，親見親聞，不能不重視的見解。這是道明戰有困難，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張：如果法國“悔過輸誠，怵於公議，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轉圜”，因爲“此時餉絀兵單，難於持久。況外夷逼處，爲千百年未有之局，與發捻迥異。”
看到這裡，醇王深深點頭，認爲這樣措詞，是道出了真正凶癥結，非常恰當。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結論，卻近乎空話了。
這個要作爲廷臣公議的結論，認爲法國如果挑釁不止，終於不得不戰，則不可爲小挫所動搖，那時要設法募兵籌餉，或者舉辦團練，或者分道扼守，以爲“持久之策”，而最要者爲申明軍律。
伯彥訥謨詁看完這一段，搖搖頭說：“這不太虛浮了嗎？鬼子已經打進來了，還在募兵籌餉，那來得及？辦團練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沒有能看得仔細。這段話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後的打算。法國人適可而止，中國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來，那就沒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彥訥謨詁一面來回蹀躞，一面將雙掌骨節捏得“格巴，格巴”地響，用微帶不屑的神氣說，“是打算把法國鬼子嚇得不敢動？”
“他們敢動不敢動，咱們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討不了便宜。”醇王說道：“洋人的厲害，是他的鐵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們處處攔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無路，非告饒不可。劉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這個法子，張幼樵在馬尾也打算這麼辦。總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長，陸戰必有把握。”
伯彥訥謨詁默然。他父親僧格林沁在英法聯軍內犯時，跟洋人在通州接過仗，結果潰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說洋人不可輕敵，就變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說“陸戰必有把握”，他也實有看不出把握在那裡？那就只好不開口了。
不開口不行，因爲這個折底是由他提出來，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說服大家一起列銜。所以醇王催問着說：“你有什麼意思，說出來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說痛快話，和就是和，戰就是戰，不痛不癢的話，似乎沒有用。”
這話卻是搔着了癢處。從同治初年以來，每遇外敵，朝廷應付之道，總不外備戰求和。求和是真，備戰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樣，真的卻又迂迴瞻顧，倒彷彿虛與委蛇似的。照伯彥訥謨詁看，這個公折中所提的見解、主張，亦復如此。
醇王卻不肯承認。陸戰有把握，是他所確信不疑的，就怕帶兵官不肯用命。這個看法，他跟親信談過好幾次，許庚身深爲了解，所以擬的折底，能夠符合醇王的意思。現在伯彥訥謨詁不以爲然，而醇王似乎欲辯無詞，他不能不說話了。
“如今跟外國開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謀我，衆寡之勢，勝負不待智者而決。法國如果敢上陸，那就是彰明較著侵犯我國，誰是誰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國家想挑撥，亦就無所藉口。再有一層，洋人來我中國的，已經不少，內地一開仗，炮火不免傷及他國僑民，各國必不容法國猖獗，出面調解，自然對我有利。”
經過這一番解釋，伯彥訥謨詁纔沒有話說。到得近午時分，坐轎到內閣大堂主持廷議。所謂主持，其實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與大學士高高上坐，兩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設一張長條案，團團圍着一班熱心國事的翰詹科道，在傳閱上諭、南北洋的電報，以及總理衙門送來的八件法國照會。
文件多人更多，天氣太熱，只見各家的聽差，川流不息地走進走出，絞手巾、倒茶、裝煙、打扇。廷議本就是近乎隨意閒談的一種集會，這天的秩序更不易維持，東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羣，各自找涼快的地方敘話。其中風頭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後起的魁首，所以圍在他左右的特別多。
在大老中，李鴻藻閒廢，潘祖蔭回鄉，翁同和冒了上來，成爲扶持風雅的護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見他一到，特意迎了上來招呼。
“我剛下書房，來晚了。”翁同和問道：“議了些什麼？”
“還沒有開議。總是這樣子，議不出什麼名堂來的！聽說是伯王預備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樣。”
翁同和笑笑不答。停了一下問道：“你大概又是單獨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麼說？如果有個切實的辦法，可以不致於辱國，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來！”翁同和招招手，“我給你看封信。”
信是一個抄件，先看稱呼，再看具名，是張佩綸在上個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駐馬尾以後，寫給李鴻藻的信，卻不知翁同和怎會有此文件？
“是我問起幼樵的情形，蘭翁特爲錄副送來的。”翁同和說。
“喔，蘭公病泄經月，只怕更清癯了。”盛昱一面答話，一面看信。信很長，主要的當然是談他的部署：
“佩綸定出屯馬尾之計。所撥兩營，乃友山留備省防者，其將黃超羣前解凰翔之圍，與友山患難交。佩綸在陝西文牘中見其姓氏，又觀其履歷，曾在胡文忠守黔時充練勇，而隨南溪先先轉戰行間。訪問省城名營，惟此軍隊伍尚整齊，是以特調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來電，稱林椿雲：‘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惟先讓法爲救急計，鴻不敢許。’等語。”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國的一個領事，不知道的是，李鴻章何以聽信此人的話？看樣子他是以一個領事爲交涉的對手，未免與他的地位太不相稱。而且他既“不敢許”，何以又電告張佩綸，是不是暗示張佩綸“先讓法爲救急計”，失掉馬尾，他可以從中斡旋，使張佩綸脫罪呢？
這是一個難以猜透的疑問，盛昱姑且擱下，先看張佩綸作何處置：
“鄙見法特恫嚇，然特告督撫必大擾。遂以是夜潛出。侵曉，敵舟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行營距敵舟一里許，日來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書之暇，雨餘山翠，枕底濤聲，猶勝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這一段，盛昱大爲搖頭，他覺得張佩綸真是太自負，也太自欺了！居然以爲法軍震於他的威名，所以“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而文字故作灑脫，彷彿羽扇綸巾，談笑可以退敵，強學謝安的矯情鎮物，只怕真到緊要關頭，拿不出謝安的那一份修養。
“真是書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着說，“我就不信，只有他一個人能幹。”
“你再看下去。”翁同和笑道：“幼樵真正是目無餘子。”
於是盛昱輕聲道：“法入內港，但我船多於彼，彼必氣沮而去。然僅粵應兩艘，餘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無船，轉可省費。二十八夜，戰定可勝。”
“這是什麼話？”盛昱詫異，“他不是一再電奏請旨，催南北洋赴援嗎？如以爲雖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沒有船，反省下軍餉，這是負氣話，還可以說得通，卻又說‘二十八夜，戰定可勝’，既然這樣有把握，又何必電請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發制人？”
“戰端固不可輕啓，而幼樵亦未免誇誇其言。”翁同和又說，“我擔心的是，幼樵處境太順，看事太易，量敵太輕。”
“是！”盛昱想了一會說道：“還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
“受什麼人的累？”翁同和問：“你是指合肥？”盛昱點點頭，然後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勢又改，趨重長門，不知知各宿將正復如何？”
“‘知各宿將’是指穆將軍守長門炮臺嗎？”
“對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巖與論相得，瑣細他日面談。’看樣子，幼樵在福建，還只有一個穆春巖，爲他稍所許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撫，連總理衙門諸公，亦不在他眼下。”
這段話是指張佩綸自己在信中所說：
“兵機止爭呼吸，若事事遙制，戰必敗，和必損，況閩防本弛耶？譯署以辦團練爲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較勇，然亦無紀。本地水勇，知府送來二十人，皆里正捉來水手，未入水即戰慄。”
“辦團練本非長策。”盛昱又搖頭，“幼樵這話倒說對了。‘兵機止爭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間，他能不能臨危不亂，應付裕如？”
就在他們以張佩綸爲話題，一談不能休止的當兒，大廳中已在宣讀公折底稿，並作了一處修改，仍舊請各國公斷，美國調處。等到翁同和、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廳，已經紛紛濡筆具名，而講官則大多不願列銜，表示另外單獨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和則覺得公折的文字不壞，提筆在底稿上寫下名字。所謂“廷議”，就這樣草草結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個摺子論列和戰大計，上折的都是兼日講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數連銜，大多獨奏，總計言事的有四十個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認爲有召見此輩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見，一則從無此例，再則人多口雜，也問不出什麼來，所以她決定只召見其中的領袖。
“如今講官是誰爲頭啊？”她問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實，心裡並不喜歡盛昱，但不敢欺騙慈禧太后。
“講官到底都是讀書人。他們的議論，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說：“看法國的樣子，得寸進尺，叫人快忍無可忍了，你也該好好預備一下。”
這就等於明白宣示，不惜一戰，而主持軍務的責任，是賦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頓覺雙肩沉重，汗流浹背，不過當然要響亮地答應一聲：“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傳懿旨，召見盛昱。照例，凡夠資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須到宮門候旨，講官縱有論述，極少召見，所以盛昱並不在宮裡。軍機處特意派蘇拉去通知，等他趕到，慈禧太后已經等了一會了。
盛昱深爲惶恐，也深爲感奮，這樣心情遇着這樣流火鑠金的天氣，自然汗出如漿，以致進殿以後，竟致連叩請聖安的話，亦因爲氣喘之故，語不成聲。
這是盛昱第一次面聖。慈禧太后對這種初次覲見，戰慄失次的情形見得多了，不以爲意，反和顏悅色地說道：“你有話慢慢說！”
“是！”由於殿廷陰涼，盛昱總算不再那麼頭昏腦脹，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聲：“是！”
“你是‘黃帶子’？”
“是！”盛昱答道：“臣肅親王之後。”
“如今局勢這樣子糟，你是宗室，總要格外盡心纔是。”
“奴才世受國恩，不敢不盡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輕識淺，見事不周，報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誠。”
“你們外廷的言官講官，我一向看重，有許多話說得很切實。”慈禧太后說道：“軍機跟總理衙門，偏偏有許多古里古怪的說法。以前我總以爲恭王他們辦事不力，所以全班盡換。
那知道……。”她嘆口氣：“唉！別提了。”
這一聲嘆息，大有悔不當初的意味。同時也觸及盛昱的痛處。如果不是自己三個月前首先發難，一個摺子惹出軍機全班盡撤的大政潮，也許局勢還不致糟得這樣子。轉念到此，更有“一言喪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覺地碰了一個響頭。
“談政事跟我意見相合的，只有醇親王，不過，也不能光靠他一個人。你們有好辦法，儘管說。”慈禧太后問道：“你看張佩綸這個人，怎麼樣？”
“張佩綸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脫口答了這一句，自覺過於率直，不合與人爲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來說：“不過他的才氣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實心報答。奴才看邸抄，張佩綸在摺子上說，‘所將水步兩軍，誓當與廠存亡，決不退縮。’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緊。”
“我也是這麼想。勝敗兵家常事，最要緊的是能挺得住。從前曾國藩他們平亂，也常打敗仗，朝廷不能不處分，責成他們戴罪圖功，其實從來都沒有怪過他們。現在各省督撫，練兵籌餉，只要能想得出辦法來，沒有個不準的。朝廷待他們不薄，到現在應該激發天良，好好爲國家爭口氣。誰知道畏難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這樣。你說，怎麼得了？”
慈禧太后說到後來，不免激動，聲音中充滿了悲傷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滿腹牢騷，不可抑制，大聲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個‘私’字上頭。聖明在上，中外大臣雖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請嚴旨，只要辜恩溺職的，不論品級職位，一概從嚴處治，才能整飭紀綱，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這麼在辦。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裡，我是一定要重辦的。”慈禧太后說到這裡，忽然問道：“你跟鄧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來。”
“聽說這個人的性情很剛？”
“鄧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權勢，他的號叫鐵香，所以有人叫他鐵漢。”
“才具呢？”慈禧太后說，“我看他論洋務的摺子，倒很中肯。”
“鄧承修在洋務上很肯用心。”
“辦洋務第一要有定見，不能聽洋人擺佈。”慈禧太后話題又一轉，“我現在很看重你們這一班年紀輕、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張之洞、張佩綸都還不錯，陳寶琛平日很肯講話，如今在曾國荃那裡，好象也礙着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張蔭桓起先很好，說話做事，都極有條理，現在看他，也不過如此，這趟中法交涉，實在沒有辦法。”
“這也怪不得張蔭桓。”盛昱把下面的話嚥住了。
語氣未完，慈禧太后當然要追問：“那得怪誰呢？”
“自然要怪李鴻章。”盛昱率直陳奏：“李鴻章主和，張蔭桓聽他的指使，一味遷就，養成洋人得寸進尺的驕恣之氣。洋務之壞，壞在李鴻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輪船賣給旗昌洋行一案來說，李鴻章一直到朝廷查問，方始復奏，其心可誅！”
這話在慈禧太后就聽不入耳了。她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凡有人攻擊李鴻章，必是心存成見。照她看來，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鴻章，雖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國強民富，買輪船、造炮臺、設電線、開煤礦，都是自強之基。如果總理衙們的大臣得力，能夠不失國家的體面談成和局，當然是好事，和局談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挾，是總理大臣無能，怪不上李鴻章。
至於出賣招商局輪船的案子，她亦聽李蓮英說過，完全是事機緊迫，爲國家保存元氣的不得已措施。她覺得李蓮英有一句話說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麼多船，那麼多堆棧，碼頭，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麼樣，權柄操在老佛爺手裡，他有幾個腦袋敢欺老佛爺？”
因此，她雖不願公然斥責盛昱，回答的語氣卻很冷漠，“李鴻章有李鴻章的難處。”她說，“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樣，咱們大清朝決不能教洋人這麼欺侮。”
盛昱一聽話不投機，自己知趣，不願再多說什麼。慈禧太后也覺得該問的話都問了，該說的話也都說了，便吩咐“跪安”，結束了召見。
回到宮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種心境。從前凡遇大事，她雖也能出以沉着鎮靜，但心裡卻總丟不開。自從大病以後，接納了薛福辰的諫勸：養生以去煩憂爲主，因而養成一種習慣，不召見臣工，不看奏摺的時候，便能將國事擱在一邊。她覺得閒下來及時行樂，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煩劇之時，反更能應付裕如。所以越是國事棘手，她越想找點樂趣。
當然，這要找蓮英。一問不在長春宮，說是皇帝找了去問話了。
皇帝十四歲，纖瘦、蒼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樣子。跟穆宗當年一樣，未親政以前，隨侍太后，召見臣工，唯有醇王入見，因爲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間的禮節不易安排，所以皇帝迴避。許多慈禧太后與醇王密定的大計，雖不得與聞，但每天軍機見面，也能聽到很多話，而在書房裡，師傅隨時啓沃，就不但瞭解了大局，還能談論得失，形成見解。
這時候找李蓮英來，就是他有一番見解要說。後天就是萬壽，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爲要避開七月初一“祫祭”的齋期，所以提前兩天，改六月二十六日爲萬壽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對李蓮英不能直呼其名，照書房裡的例子，稱他爲“諳達”。皇帝說道：“李諳達，我想讓你跟老佛爺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戲。”
這是爲什麼？李蓮英愕然相問：“是怎麼啦？”
“局勢不好，洋人這麼欺侮咱們，那裡是歌舞昇平的時候？”
李蓮英心想，又不知是在書房裡聽了那一位師傅的話，回來發書呆子氣？不唱戲萬萬辦不到。不過這位“少爺”的話也不能駁回，得要想一番說詞，讓他自己收回他的話。
“萬歲爺真正了不得！憂國憂民。老佛爺知道萬歲爺說這話，不知道會多高興。”
一頂高帽子將皇帝恭維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說吧！”
他催促着，“說定了就好降旨。”
“不過，萬歲爺，這裡頭有個斟酌。讓奴才先請問萬歲爺，老佛爺萬壽，該不該唱戲？”
“那自然。你問這話爲什麼？”
“自然有個道理。今年是老佛爺五十整壽不是？”
“是啊！這還用你說？”
“五十整壽，更該唱戲。如今局勢雖然不好，到了十月裡，一定平定了。那時候萬歲爺一定要盡孝心，替老佛爺熱鬧、熱鬧，是不是呢？”
“當然是。”
“這就是了。”李蓮英說：“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時候老佛爺想到今年萬歲爺萬壽，沒有唱戲，心裡一定也不願，不教唱戲。萬歲爺想想，怎麼個勸法？”
“啊！”皇帝連連點頭，“你這話說得倒也是。明天還是唱吧！”
“這纔是。”李蓮英說，“老佛爺操勞國事，心裡那有片刻安閒。借萬歲爺的好日子，唱兩天戲，哄得上人樂一樂，這纔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點頭，“李諳達，我倒問你。照你這麼說，我還得按規矩上召串老萊子？”
“這得到老佛爺的萬壽，纔是這個規矩。”李蓮英趁機說道：“萬歲爺只拿戲摺子請老佛爺添兩齣戲，一樣也是盡了孝心。”
“好吧！今兒侍膳的時候，我就說。”
於是李蓮英悄悄先退。回到宮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問起，皇帝傳問何事？李蓮英知道她必不愛聽皇帝不願唱戲的話，反過來說是，皇帝所問的是太后連日煩心，該想個什麼法子娛親？
“倒難爲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麼主意？”
“奴才何敢亂出主意。奴才只跟萬歲爺回奏：順者爲孝，這句話就都在裡頭了。”
接着慈禧太后問起“南府”承應萬壽戲的情形。“南府”的名稱起於乾隆年間，最初是高宗喜愛崑腔，初次南巡時，就從蘇州、松江、太倉一帶帶回來一班年幼的梨園子弟，教習演唱，稱爲“南府”。到了道光年間，宣宗賦性儉樸，不好戲曲，認爲梨園樂部不應該稱“府”，降旨改名“昇平署”。然而文宗與他父親不同，頗嗜聲色，所以昇平署又有興旺的氣象。直到同治即位，爲了示天下以勵精圖治，纔將民間的梨園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監串戲。
慈禧太后不喜崑腔，最愛皮簧，宮中不便傳“四大徽班”來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傳膳聽戲，盡一日之歡。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駕崩以後，推原論始，多爲宣德樓頭聽王慶祺一出《白門樓》，擊節稱賞，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絕後的君臣遇合，然後纔有“進春冊”的秘辛，演變成絕奇的大不幸。這樣一層一層想去，歸根結蒂，害在一個“戲”字上，怕觸景傷情，摒絕絲絃。事實上，穆宗和嘉順皇后的大喪“八音遏密”，宮中有兩三年不能唱戲，想聽亦聽不到。
從一場大病痊癒，一方面日理萬機，需要絲竹陶寫，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會說掃興的規勸話，所以昇平署再度振興，而且另出新樣，傳喚名伶到昇平署當差，名爲“內廷教習”，外面稱爲“內廷供奉”。
供奉的規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戲園子唱戲，但初一、十五，佳期令節，或者慈禧太后興致來時，想聽一聽戲，隨傳隨到，好比唱一次最闊的堂會。自然每次都有賞，賞銀通常是二十兩。
這班“內廷教習”是上年四月間挑選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麼回事，以爲一入宮內，便不再放出來，既怕妻兒暌隔，又怕所得俸祿不足以養家活口，所以都走門路，託人情，設法規避。這一來，挑進去的一批人，就不怎麼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頗爲失望，亦嘖有煩言。
這件事先不歸李蓮英辦，以後聽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數多了，他才親自來管。不過他做事八面玲瓏，不願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腳色不能再挑了進去，因爲慈禧太后會得查問：當初何以不挑？這就顯得內務府的官兒辦事不力了。
有此顧忌，他只能傳出話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遺漏。這樣陸陸續續挑了幾個，也還是不大出色。不過，新近挑來的一名鬚生兼武生，卻很可以誇耀一番。
“跟老佛爺回話，”他拿着黃綾的戲單子說：“三天的戲，合適不合適？請老佛爺的旨意。”
這張戲單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們藝事的長處，至少也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看到一半，發現了一個陌生名字，不由得詫異：“這個楊月樓是誰啊？”
李蓮英要想誇耀的，正是這個人，“他是張二奎的徒弟。”
他說，“如今是三慶的掌班。”
提到張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樂事，那時惇王常常辦差，每次請示傳召那些名伶，總少不得有張二奎。他的儀表甚偉，唱“王帽戲”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長於做工，比起程長庚的平穩得近乎古板，余三勝的時好時壞，慈禧太后總覺得聽張二奎的戲最得勁。可惜沒有聽得幾年，就聽說他已物故。因而此時聽說楊月樓是張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幾分好感。
“這個楊月樓，唱得怎樣？”慈禧太后問道：“你總聽過？”
“是！奴才聽過。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爺保薦。不過老佛爺的眼界高，奴才說好，老佛爺未見得中聽。”
“他是張二奎的徒弟，想來差不到那裡去。”慈禧太后又說，“這出《打金枝》，就是張二奎的好戲，他沒有幾分能耐，不敢動這齣戲。”
“奴才可沒有趕上張二奎。”李蓮英陪笑說道，“張二奎是怎麼個好法，求老佛爺給奴才說說，也讓奴才長點兒見識。”
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興致好，有意湊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將張二奎當年唱這出《打金枝》，如何一舉一動，純爲王者氣象，令人不知不覺中，屏聲息氣，彷彿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貫注的情形，描畫了一遍。李蓮英一眼不霎地傾聽着，臉上是無限嚮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談得越發起勁了。
因此到了傳膳的時候，還是在談明天開始的萬壽戲。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蓮英一個眼色拋過來，便即說道：“這一陣子，難得老佛爺興致好，兒子想求老佛爺添兩齣戲。”
“明兒看吧！”
“萬歲爺的孝心。”李蓮英接口說道，“老佛爺何不就成全了萬歲爺？”
“也好！”慈禧太后問道，“你說楊月樓唱得好，就讓他來個雙出。”
“是！”李蓮英答道：“楊月樓又叫‘楊猴子’，他是須生、武生兩門絕，猴兒戲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會》。”慈禧太后又說：“楊隆壽也是雙出，添一出《探母》。”
這是慈禧太后最喜愛的戲目之一。然而這齣戲卻是“奎派”戲，李蓮英爲了捧楊月樓，在萬壽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時他也有些討厭楊隆壽，兩下一湊，正好損此楊，益彼楊，將楊隆壽的雙出，硬給打消。派了另一名“內廷供奉”，外號“大李五”的鬚生李順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書房，慈禧太后卻照常召見軍機，領班的禮王不願耽誤她的工夫，將重要而麻煩，需要詳細陳奏取旨的政務，都壓了下來。因此，不到八點鐘，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寢宮，直接由養心殿啓駕，出月華門，過乾清宮，經蒼震門直衝進蹈和門，駕臨寧壽宮。
寧壽宮在大內東北，整個範圍比“東六宮”全部區域還大，重修於乾隆三十六年，歷時十五年方始完工，規模完全仿照內廷的正宮正殿，皇極殿等於乾清宮，養性殿正如養心殿。這因爲高宗已經決定，歸政後移居此處，太上皇燕憩之所，體制不能不崇。
從嘉慶四年太上皇駕崩以後，寧壽宮就沒有皇帝再住過，至今八十餘年，雖未破敗，卻已荒涼。唯一的例外是暢音閣和閣是樓，內務府的歲修，一點不敢馬虎，所以富麗如昔。
暢音閣是一座戲臺，在養性門東面，坐南朝北，對面坐北朝南的閣是樓，中設御座，是當年高宗看戲的暖閣。暢音閣的戲臺極大，僅次於熱河行宮的那一座，太監稱之爲“二爺”。戲臺一共三層，有機關可以移動升降。構造最奇的是，臺下有五口大井，爲用極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內廷大戲，共有三種名目，按月搬演，名爲“月令承應”；祥瑞徵慶的吉祥戲，叫做“法宮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劇目，稱爲“九九大慶”。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蓮”，金蓮就藏在井中，用絞盤絞到臺上，花瓣開處，出現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爲奇觀，是搬演羅漢渡海的故事，有樣砌末是條可藏幾十人的鰲魚，口中能夠噴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愛西洋的噴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圓明園設計製造，稱爲“大水法”。這條鰲魚，就是當年的遺制。
這天萬壽演劇，慈禧太后的興趣在於皮簧，然而奉旨“入座聽戲”的大臣，以及在內廷行走有機會在暢音閣當差的官員們，卻大多希望看看這些吉祥戲。因爲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錢就能聽到，唯有這些場面熱鬧、砌末奇巧、行頭講究的大戲，只有到得宮中，機緣湊巧，才能一飽眼福。
照定製，凡遇萬壽，應該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慶”，無非海屋添籌，麻姑獻壽之類，論情節無足爲奇，講熱鬧確是罕見。最有趣的是一本《三變福祿壽》，三層戲臺，滿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層、祿居中層、壽居下層，一變再變，終於壽星高高在上。每變一次，笙簧齊奏，合唱北曲，魚龍曼衍，載舞載歌，臺下個個眉飛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來，這些戲她看得厭了。
再有一個不甚感興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戲文。聽戲在他是一件苦事，因爲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別是在這時候，外侮日亟，那談得到歌舞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暢音閣，而心思卻在基隆、馬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