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看邢昺《疏》序文：“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
這是講孔子著《六經》時，就想到大家即使是讀《六經》，明白道德仁義之源、君臣父子之法，而“未知其行”，即不懂得落實，就是學了還不知道從哪裡做起，懂得道理不知道怎麼用，這種現象也是很普遍的。如果只學了道德仁義的辭章，不懂得怎麼做，不能把這些道理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那就是“雖知其法，未知其行”。
恩師上人說只學不落實，是搞儒學研究，不能夠真正幫助國治天下平，那是學術研究。要把儒學兩個字調過來，學儒。學儒就是學孔子，學孟子，學做聖賢。我們懂了就要做，不肯做，不能把這些道理落實到我們的處事待人接物，那就成了儒學研究家。《弟子規》講：“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所以學了要力行，不力行，只是增長浮華。因此恩師反覆強調要學儒，從哪裡學起？從《弟子規》學起，《弟子規》就是行，《弟子規》從頭到尾就講孝道。我們讀誦《孝經》，跟《弟子規》仔細對照，《弟子規》從頭到尾就講如何事親、如何事君、如何立身，這就是《孝經》的宗趣。孔老夫子預見於此，擔心後人只搞儒學研究而不能真正身體力行，不肯做聖賢或者不知如何做聖賢，所以述作《孝經》一十八章，把《孝經》講述出來。
《今文孝經》，即我們所學的《孝經》總共十八章；《古文孝經》是二十二章。唐玄宗當時確立了《今文孝經》，後世一般都用《今文孝經》，《今文孝經》就是我們現在所學的《孝經》。《今文孝經》，其實在漢朝就已經有了。戰國時期，文字還沒有統一，各國都用自己的文字，所以當時的《孝經》是用各國的文字寫的，稱爲《古文孝經》。秦始皇統一文字後，就用當時流行的小篆或者是隸書來抄寫《孝經》，稱爲《今文孝經》。
《古文孝經》和《今文孝經》略有出入。註解《古文孝經》，最著名的是西漢的學者孔安國。註解《今文孝經》最著名的有東漢的學者鄭玄（鄭康成），以及唐朝的唐玄宗，即唐明皇李隆基。玄宗皇帝在古文、今文《孝經》中，裁定用《今文孝經》，他參照多種古代註解，刪掉一些繁亂的部分，採用精華，重新註解了《孝經》，即我們現在要學習的《唐玄宗御注》。宋朝邢昺又給《御注》作了註解，叫“疏”，就是《孝經正義》。當時孔子講《孝經》的目的，就是爲了讓大家明瞭如何把聖賢之道落實，所謂“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該怎樣做好一個人，做父親的要怎麼做父親，做兒子的怎麼做兒子，做領導的怎麼做領導，做下屬的怎麼做下屬，所謂是“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知其法，就是解門，深解《孝經》的義趣，可以幫助我們力行。認真的去落實、去力行，也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孝經》的義趣，理解聖賢之道。所以學儒、學道不是落在言語上，最關鍵的是要去力行，這是講求知行合一。《弟子規》到最後“餘力學文”也講到要知行合一。學文，力行，二者要相輔相成。
邢昺《疏》序最後說到：“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孝經緯》這部著作裡，孔子講到：評論諸侯天下大事，褒善貶惡，體現我心志的是《春秋》這部書；人倫的這些行爲，在《孝經》裡面提倡。所以《孝經》之重，與《六經》等同。《六經》是法，是解門，《孝經》是行門，解行本當並重。